“无现金社会”(Cashless Society)，通常是指金融交易不再使用现金(纸币和硬币)，现金完全退出货币流通环节，取而代之的是各种非现金支付的工具与手段，如银行卡、票据、转账结算、电子支付等。从全球范围看，已有部分国家和地区启动了“无现金”计划。如丹麦、瑞典、以色列等陆续开展“无现金社会”活动，其中瑞典的无现金率已达98%。肯尼亚大力推广移动支付产品M-PESA，对成年人的覆盖率超过70%。银行卡组织维萨公司(VISA)在2015年就推行“无现金”策略，支持商户更多使用非现金支付手段。
在经济活动中减少现金使用、提高非现金支付结算比例，是我国长期努力的目标和方向。1988年8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现金管理暂行条例》强调:“国家鼓励开户单位和个人在经济活动中，采取转账方式进行结算，减少使用现金。”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形成了以CNAPS(中国现代化支付系统)为核心、以银行业金融机构内部系统为基础、以特许清算机构和支付机构支付系统为补充的多元化支付清算体系。同时，非现金支付比例不断提升，“云闪付”、条码支付、“聚合支付”等新型支付产品和服务层出不穷。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现金使用风险，降低了社会交易成本，有助于防范洗钱和腐败等现象，也便利了民众生活，促进了经济发展。
应该说，随着技术进步和金融深化，电子支付手段与货币形式变革呈现双向推动的态势。尤其在我国，以支付宝、微信支付为代表的非银行支付市场快速发展壮大，促进了非现金支付结算比例进一步提升。但近期少数支付机构开展的“无现金社会”等活动，出现了五个方面的倾向并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应，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
第一，“拒收现金”的倾向。
当下，个别互联网公司旗下的商户，只支持支付宝付款，拒绝使用包括人民币现金在内的其他支付方式。毫无疑问，这已经涉嫌违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人民币，是指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发行的货币，包括纸币和硬币。”第三条进而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货币是人民币。以人民币支付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一切公共的和私人的债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拒收人民币现金的做法，违反了上述规定。
从实践看，线上商户由于条件所限，在支付方式中未能支持现金收款，大多数人可以理解。但如果更多的线下商户拒收人民币，或对现金支付采取歧视手段，那么这将影响人民币的正常流通。广东珠海一家面馆拒收现金，已被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中心支行认定为违法行为。
第二，“消灭现金”的倾向。
在“无现金”活动中，有人提出“消灭现金”口号。这种提法不但于法无据，而且也与事实不符。
尽管非现金支付方式发展迅速，但全世界流通中现金需求量仍然较大，部分地区现金需求量还呈现上升趋势。已有研究表明，非现金支付工具对现金结算存在“增量替代”效应，即银行卡等非现金支付与现金支付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在非现金支付结算规模快速增长的同时，现金使用量也在增长。
“增量替代”效应较好地解释了在我国非现金支付发展迅速的同时，为什么M0(流通中的现金)仍然呈逐年增长的态势。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中国支付体系发展报告(2016)》显示，2016年我国M0达6.83万亿元，比2015年增长了8.07%，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与此同时，2016年我国银行卡消费额(剔除房地产、汽车销售及批发类交易)占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48.47%。
事实上，即使在北欧一些力推“无现金社会”的国家，经过多年的努力尝试，现金仍然存在，并没有在短期内消失。上述这些国家，人口和面积都非常小，经济相对发达。而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需求多样的国家而言，“消灭现金”将会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目标。
第三，“数字鸿沟”的倾向。
从全世界范围看，本应在去除中心、打破垄断上发挥巨大作用的互联网，正在面临“数字鸿沟”带来的挑战。据统计，全球仍有40亿左右人口被排斥在互联网之外；我国也有近半数人口无缘分享互联网带来的进步。特别是在我国，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互联网发展很不平衡。以网站建设为例，我国东部地区网站占比69.28%，中部地区占比18.01%，西部地区占比仅为12.71%。
从人口结构看，我国民政部今年8月3日公布的《2016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6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3086万人，占总人口的16.7%。大多数老年人受传统交易方式以及技术、设备等因素影响，仍然习惯于使用看得见、摸得着的现金。“无现金”社会对他们来说，往往意味着更多的困扰而非便利。
因此，2016年9月，在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上通过的《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强调，要注意“数字鸿沟”问题，一些弱势群体缺乏数字技术的知识和技能，可能在金融数据化的时代，和主流社会的差距越来越大。如果片面推进“无现金社会”，将可能扩大支付结算领域的“数字鸿沟”，使一部分人成为“数字弃民”，这不但产生了“技术歧视”，也与普惠金融的精神和原则背道而驰。
第四，“数据寡头”的倾向。
在我国，随着金融业与大数据深度融合，数据资源成为各方竞相追逐的金矿。今年稍早之前，快递行业“菜鸟”和“顺丰”冲突的实质，就是在数据资源凸显背景下的数据争夺战，背后是“数据垄断”以及企业之间的数据共享和用户隐私等问题。
部分非银行支付机构力推“无现金社会”，收集用户行为数据更是其重要目的之一。非现金支付的手段和工具包括银行卡、电子银行、票据以及各种网络支付等。而少数支付机构在“无现金周”“无现金日”活动中，企图将“无现金”支付等同于自身的支付产品。这些支付机构巨头凭借丰富产品线布局，汇聚大量金融数据，因此成为“数据寡头”，更容易形成数字鸿沟和信息孤岛。
当下开放式的网络环境和分布式的系统部署，使得大数据的应用边界也变得模糊，面临信息集中泄露的风险。而“数据寡头”的出现，进一步放大了这种风险。对个人而言，用户特征、行为特征、习惯偏好被过度挖掘，个人隐私难以保护；对国家而言，大量数据被掌握在私人企业手中，将可能威胁到金融稳定与经济安全。
第五，“不当竞争”的倾向。
为加快业务渗透，少数支付机构与地方政府联手打造“无现金城市”，抢占由政府主导的公共服务领域的移动支付份额。
支付机构开展商业推广活动本无可厚非，但少数地方政府部门通过红头文件，力推单一支付产品，不利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形成。个别城市还有意通过设置“无现金支付”门槛、营造歧视现金支付的氛围，可能加剧“数字弃民”产生。
支付宝和微信支付是否存在垄断问题，也值得关注。国际上一般把市场份额占比当做评价市场垄断或竞争的重要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十九条也规定了推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三种情形。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尤其是市场份额超过50%的支付宝，在非银行支付市场已经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当然，市场份额的多寡，反映的是经营者的垄断地位。垄断地位是对市场结构和状态的判断。垄断地位(状态)一般并不违法，《反垄断法》所规范的主要对象是各种垄断行为。也就说，如果那些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其垄断行为就应该受到《反垄断法》的约束。在“无现金”活动中，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的相关行为，如先补贴再收费模式、与当地政府签订协议推广等，是否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需要进一步研究。
此外，从概念本身看，“无现金”这样的提法是不严谨和不科学的。过于强调“无现金”，的确容易误导舆论和公众。以是否使用现金为标准，通常可将支付分为现金支付和非现金支付。因此，下一步应该少用或不用“无现金”这一提法，改用“非现金”支付。
非现金支付结算涉及货币流通和支付清算等多个方面。依照相关法律，中国人民银行不仅负责发行人民币，管理人民币流通，还要制定全国支付体系发展规划，统筹协调全国支付体系建设。下一步，应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商业银行、支付机构、清算组织等共同参与，进一步完善支付基础设施如加快“网联”平台建设，规范发展非银行支付机构发展，健全社会信用体系，逐步提高非现金支付结算比例。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要维护好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切不可越俎代庖。
在我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多种支付结算方式将继续共存。因此，在非现金支付体系建设过程中，一方面要加大支付结算知识普及，加强对各类支付结算方式的宣传推广，让更多公众了解各种非现金支付结算方式的特点；另一方面，要充分尊重公众支付结算习惯，包括使用现金支付的习惯，由公众自主选择适合自己的支付结算方式。
同时，还要进一步推进非现金支付法律体系建设。一方面，要加快《中国人民银行法》《人民币管理条例》《现金管理暂行条例》等修订工作，及时总结电子支付发展背景下人民币形态发展变化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同时，明确对“拒收人民币”等行为的处罚标准，维护人民币法定货币的地位。另一方面，要加快立法步伐，补齐支付清算领域的法律短板。我国电子支付创新发展迅速，但相应的制度和规则相对缺乏，已有的规制法律层级比较低，大部分是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加快支付结算领域的立法迫在眉睫。
作者系恒丰银行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