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被誉为“东方之珠”，因为得天独厚的维多利亚港雄居世界东方， 在世界航运版图中举足轻重、像珍珠般贵重。改革开放40年，香港已从招商引资的门户转变为中国金融开放和全球化的门户，成为新的“东方之珠”。
一、香港已经从区域金融中心发展成国际金融中心
香港从一个小渔村崛起成一个国际性大都市，关键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演变成中国和世界互连互通的门户。改革开放前，香港是中国内地同西方间经贸往来的中转站，数量巨大的转口贸易让香港一举成为亚洲地区首屈一指的交通枢纽和贸易中心，以及随之建立起来的金融中心。改革开放后，香港是内地改革开放招商引资的门户，香港的资金、技术和人才源源不断输入内地，同时把中国出口的商品带到了世界各国，极大地帮助了内地的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改革开放40年使中国成为一个贸易大国，但作为现代经济核心的金融开放却相对滞后，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影响却依然较小，今后30年的大趋势是中国加快金融开放的步伐，不断融入世界的金融体系，并成为金融大国和强国。中国正在积极探索一条“主动，可控，渐进”的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而香港的国际化经验与监管水平远远领先国内城市，加上香港回归和一国两制使风险相对可控，因而是一块理想的试验田。可以说，香港正面临着新时代中国迈向金融大国和强国的“天时”、 “地利”和“人和”，这是继改革开放前的货物转运，改革开放后的招商引资之后，香港将第三度担负的更加重要的门户角色。
正如港交所总裁李小加所说，“香港资本市场蒸蒸日上，深度和广度都得到很大提升。1997年前，香港仍是一个区域性市场，吸引了不大的国际资金来投资区域性资产；20年后，这里变成了国际市场，吸引了大量国际资金来这里投资内地资产。特别是过去10多年，香港发生了更大的变化:吸引了大量内地资金。”2014年11月17日和2016年12月5日，中国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列车的“沪港通”和“深港通”发车，并于2018年5月1日起将互联互通每日额度扩大4倍。这是在不改变本地制度规则与市场交易习惯的原则下，建立了一个双向的、全方位的、封闭运行的、可扩容的、风险可控的市场开放结构，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创设了一个两地机构共同营运和监管的“共同市场”，通过两地交易所和结算公司的联接，让国内的投资者、资本通过“共同市场”逐步走向世界。
“沪港通”和“深港通”的模式可以灵活地拓展至更多的投资目标、更高的投资规模，也可以满足其他地域、市场和资产类别对跨市场、跨监管体系互联互通的要求。例如，内地与香港“债券通”2017年7月3日开通，标志着中国债券市场国际化启程；2017年7月10日香港交易所集团推出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的人民币黄金期货、美元黄金期货和在伦敦金属交易所(LME)上市的美元黄金期货，两地双币三种黄金不仅可以满足业界的投资和风险管理需求，也将影响全球商品定价。而新股、股指期货也是互联互通的应有之义，有助于增强香港IPO市场的吸引力、满足两地投资者风险对冲的需求。进一步地，互联互通的框架延伸至股票、债券之外的其他产品，如基金、衍生品、商品、定息及货币等各大资产类别，把国际投资者喜欢的中国产品放进来(相当于把国际投资者“请进来”)，同时装进中国投资者需要的国际产品(中国投资者“走出去”)，以香港为门户，可通达世界。
根据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lobal Financial Centres Index)2017年3月公布的最新排名中，香港位列第四，仅次于纽约、伦敦、新加坡。 “中国概念”将进一步向香港引入内地和海外投资者，扩大香港的市场容量和规模，使香港拥有其他金融中心无可比拟的特殊优势，这对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必将发挥更重要作用。港交所总裁李小加认为未来20年香港将从内地的融资中心，转化为三个新中心:内地的全球财富管理中心；领先的离岸风险管理中心；内地的全球资产定价中心。
二、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不断发展
经过全球金融危机的洗礼，世界经济中心明显东移，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退潮是必然趋势，改革以美元本位制为基础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也势在必行。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以10.92%的权重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标志着现行美元体制的存量改革取得重大突破。香港作为最大的离岸人民币市场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香港与伦敦在成为国际离岸金融中心上有着极其类似的形成条件和模式特点。20世纪60年代，伦敦通过发展欧洲美元市场，不仅促进了本国金融与经济的发展；也没有因纽约崛起而没落，继续扮演全球金融中心的角色；还为全球金融带来了新的面貌，使得国际金融进入了新的阶段。目前，伦敦美元离岸市场是全球美元交易最大的市场，每天成交量约4，500亿至5，000亿美元，比美国本土美元交易量还要高。其优势在于不受美国法令限制，免税，不缴纳法定储备，流动性强，主要作为银行间同业短期资金批发市场，参与者多为商业银行，各国央行及政府，并形成当前国际金融市场上广泛使用的美元利率“指导性”指标，即伦敦的美元同业拆借利率(LIBOR)， 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全球基准利率的定价权。应该指出的是，美国一直希望以美国国债收益率曲线作为全球大部分金融市场的基准利率，来逐步替代LIBOR的功能和作用。这两种全球基准利率的定价权一直存在博弈，金融危机以来，LIBOR利率操纵事件层出不穷，2017年7月27日，英国金融行为管理局(FCA)宣布， LIBOR利率将在2021年底前逐步退出，并将被其他更可靠的利率指标代替。
伦敦欧洲美元市场发展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香港应该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力争离岸人民币和国际资产价格的定价权。2013年4月，香港推出离岸人民币拆息(CNHHIBOR)定盘，这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各大金融机构纷纷推出以CNH HIBOR为定价基准的新交易产品。同时，全球基准利率的博弈战警示我们，香港在力争离岸人民拆息定价权之余，还应该增加作为参考利率的指数品种，特别是大力发展人民币国债离岸市场，在离岸人民币国债收益率的定价权上也保持领先地位。财政部从2009到2018年连续10年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国债，累计发行1880亿元，期限品种日益丰富，投资对象和交易方式也不断发展。今后应提高香港离岸国债现货市场的流动性， 推出离岸国债期货交易， 完善国债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尽快形成一条完整、可靠和较为准确的国债收益率曲线，为其他债务工具利率的变动和政策利率的调整提供一个可靠的参考指标。进一步地，应依托离岸人民币拆息和离岸国债收益率等基准利率发展离岸人民币金融产品，并可利用伦敦欧洲美元市场的优势和经验拓展国债离岸市场，使伦敦和香港可以相互依存、相互补充，演绎人民币离岸东西方中心的“双城故事”。
根据人民币最终将成为全球主要国际货币的大趋势，香港、伦敦和新加坡在成为人民币离岸中心的立场上也并不互相冲突。香港可继续发挥“先行者”的优势，同其他新兴的离岸人民币中心积极交流和密切合作，提升现有平台的效率，共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纵观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格局，往往是全球性金融中心为龙头的圈层发展模式，香港作为最主要的人民币离岸市场，应承担人民币离岸市场中的“批发功能”，成为离岸人民币的流动性聚集地、融资中心、定价中心和财富管理中心，而其他地区(如新加坡、伦敦等)的人民币离岸市场则主要担当“零售”的功能。与香港形成互动，完善全球性的服务网络。应该指出的是，人民币的国际化水平仍相对较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根据货币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实际使用程度估算，2017年美元、欧元、英镑、日元、人民币的国际化指数分别为54.85、19.90、3.92、4.73、3.13。因此，不要不切实际地指望人民币在不远的将来接替美元的地位。人民币要走向世界，必先走向亚洲，在这个过程中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的作用很大。
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也有利于倒逼在岸市场改革。伦敦离岸美元市场的发展促进了美元的国际化，这一事实说明离岸中心对于本币利率能发挥重要作用。境内外市场主体的跨市场套利活动，有利于促进人民币利率和汇率形成机制更充分地反映“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推进人民币资金价格的市场化改革。在这方面，香港可以与上海等在岸金融中心积极交流和密切合作，资本管制完全放开之前，上海需借助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桥头堡”和风险“缓冲区”的作用，香港也需与上海积极交流和密切合作，连接内地广阔腹地、畅通回流离岸人民币、提供强大的实体经济支撑和强劲的金融服务和财富管理需求，助推香港成为世界级金融中心。
三、香港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是全球化战略新格局的重要门户
国家在扩大开放的新时期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通过互联互通、实现包容性的新全球化，形象地说就是共同把蛋糕做大、做得更有营养，而且一起分蛋糕，让全球分到公平的份额。在这一宏大的全球化战略新格局中，香港将如何扮演独特的角色?
一方面，香港的国际自由港优势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得到强化。香港如能继续发挥在国际贸易与物流上的天然优势，仍将是连接内地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重要中转站。另一方面，香港的专业服务业也将在“一带一路”战略中找到更大的“用武之地”。香港在会计、审计、商业管理、法律服务等行业聚集了大量高端的国际化人才，可以成为“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国际营运中心。更重要的是，进行“一带一路”建设，无论是基础设施的互连互通，还是经贸合作的不断畅通，都急需金融支持。而香港具有显著的金融比较优势，在共商共建“一带一路”投融资合作体系中，特别是让更多的国际资本通过市场化渠道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香港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过程中的地位尤为显著，并有望在未来持续发挥更大的指向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发展版图中，广西因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及资源优势，在其中享有战略支点的重要地位，是中国走向东盟的门户。而作为广西的近邻和长期合作伙伴，香港在2017年5月成立了驻广西联络处，这标志着香港与广西的合作成效取得新进展，必将深化“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桂港合作，携手开拓东南亚市场。同时，香港和澳门、广东省正在共同谋划推进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建设，把粤港澳合作提升到更高水平，打造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升级版，努力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更具活力的世界级经济区和“一带一路”建设重要支撑区。
同时，“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中有不少伊斯兰国家，如何在这些伊斯兰经济体开展投资和融资业务，特别是如何与方兴未艾的伊斯兰金融进行融通和合作，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估计，伊斯兰金融机构的资产总额到2020年可能达4万亿美元。伊斯兰金融强调融资与实体经济的联系，要求不收利息、共享利润、共担风险等，这些特点使其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保持了相对稳健的运营，较好地规避了流动性风险，从而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和重视。而香港可以成为中国与伊斯兰金融联系人:早在2007年，香港特区政府在施政报告中就首次提到要引入伊斯兰金融及在香港发展伊斯兰债券市场； 2011年10月，马来西亚政府投资旗舰KhazanahNasional在香港成功发行了5亿元的人民币伊斯兰债券(Sukuk)。香港特区政府分别于2014年9月、2015年6月和2017年2月发售了三批10亿美元的伊斯兰债券。国务院港澳办原副主任周波2016年4月20日在香港表示，作为全球三个发行伊斯兰债券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香港在发展伊斯兰金融业务、服务“一带一路”战略中的作用很独特。这是“香港所长”、“国家所需”，是香港的优势所在，也是机遇所在。
综上，香港是连接内地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重要中转站，携有两广之利，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拓展经济腹地和金融服务空间，与纽约、伦敦等世界级金融中心相媲美、相竞争，在中国倡导的新全球化格局中占据重要战略地位，成为新的“东方之珠”。(作者:周颖刚)
(本文发表于《经济资料译从》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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