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沪浙财政答卷的思考

中国金融信息网2018年08月09日10:36分类:区域经济

中国金融信息网讯  统计显示,2018年1-4月中国财政收支表仅上海和浙江有盈余,我们不妨思考为什么是上海和浙江这两个地区。

一、沪浙两地经济指数差异

我们不妨从三方面比较上海、浙江的经济发展变化,分别为: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及两地外商投资企业数。

(1)两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图1

图1

由图1可以看出,自2012年-2016年,两地区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始终呈上升的趋势,但上海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始终领先于浙江省。自2013年起两地区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均保持在6万元/人以上,同时差距也在逐年拉大。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了两地的现状?

(2)两地地方财政税收收入变化

图2

图2

比较两地的财政税收收入我们不难发现,上海依旧维持高于浙江省的财政税收收入,上海于2016年率先突破5000亿元。2012年-2014年两地的财政收入差距相对较小,始终维持在400亿元以内,但2015年和2016年差距明显拉大,分别为690亿元和1086亿元。

(3)两地外商投资企业数变化

图3

图3

在此基础上,我们比较两地外资投资企业数目(参考图3)发现,浙江的外资投资企业数目明显少于上海,且两地区的差距正逐年拉大,从2012年两地相差32173户企业,到2016年两地相差44968户企业。同时,2015年和2016年两地外资投资企业数高达4万户,这也解释了图2中两地财政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即外资企业入驻上海,其直接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为当地创造了大量的财政收入。

综合分析图1-3,我们易得出结论:上海地处沿海经济带和沿江经济带的交汇点,集黄金海岸与黄金水道于一身,本身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先我国其他地区的发展,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上海地区较高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很大程度上是由外商投资企业带动的,从而增加了该地区的财政税收收入。而浙江地处中国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南翼,凭借其悠久的人文历史也在迅速崛起,形成了浙江经济发展模式,即以市场为导向,以民间诱致型制度创新为动力,以中小型企业发展为主线的内发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我们意识到,上海地区的财政盈余多得益于上海的外资投资企业的入驻,即上海的发展靠外资,靠“门”开的大,以“大”为“美”。而浙江发展相对落后于上海,是因为其凭借的多为民营企业,虽然规模相对小于实力强大的外资,但其更加灵活,相反其以“小”为“美”。

二、两地区差异化发展的原因

(1)地理因素

上海是我国的直辖市之一,自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发展迅速。其河网密布,襟江濒海,通过河湖运网可以与富饶的长江三角洲各地一水相通。入长江、出海口,又可以和整个长江流域及东部沿海在内的大半个中国进行贸易往来。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不仅帮其积累了内地资源,同时也吸引了大量的外商涌入,使得其他城市难以望其项背。

而浙江省地处中国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南翼,东临东海,南接福建,西与安徽、江西相连,北与上海、江苏接壤,与多省紧密相连。其经济总量自改革开放之初的第十四位跃居至如今的第四位,成为全国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和最具活力的省份之一,其发展有目共睹。

(2)文化因素

上海人口总量位居全国城市之首,也是新世纪以来人口增长最多的城市,人口增量主要来自人口流动。据统计外来人口中的常住人口已占上海常住人口总量的40%左右,但常住人口年增长率呈下降趋势。这种趋势直接导致上海的文化更为多样化。丰富的文化更能帮助外资企业较快的融入上海,加之上海自贸实验区的建立,使得外资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迅速在上海发展壮大。

反观浙江,其经济力量则多来自于民间。浙江人对解放思想的认识要比其他地区更加深刻切身,这是浙江经济发展进程的重要基础,也是浙江经济发展道路从民间开出的根源。浙江形成自下而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其民营企业也能更快、更灵活的适应经济变化的形式。同时,浙江长期存在的文化传统,使得民间启动经济发展进程所需要的思想基础很快地确立起来。

(3)政府因素

2013年国务院通过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支持在上海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改革方案,目的是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扩大投资领域的开放、推进贸易发展方式转变、深化金融领域的开放创新、营造良好的监管和税收制度环境。国家目的性的支持上海推进行政管理制度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完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以进一步帮助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打造世界一流城市。

浙江省的基层政府另辟蹊径,采取了有限干预政策

回顾上海和浙江两地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上海的发展多得益于其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当地多样化的文化,靠“门”开的大,内外资均以“大”为美,尚属个例,推广其模式可能需花费较长时间。浙江则以“小”为美,凭借其自身的动力来支撑该地区的持续发展,其发展模式则更易于其他各省模仿复制,更易于取得成效。政府对于以上两地的发展均采取“积极的不干预”政策。即政府对市场采取基本不干预中的必要的干预。这种干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是政府通常只在经济或社会确有需要是才进行干预,如成立上海自贸试验区帮助上海成为国际都市,另一方面是政府提供服务以扶助经济发展,浙江政府官员积极鼓励中小企业的创业和发展。政府的主要任务是确保经济的稳定运行和社会的安定,使得经济在最少干预的情况下稳定发展,这是干预中的不干预。它是辩证的,所以也是“积极的”。

通过借鉴浙江的发展,解决我国其他各省的财政窘迫,同样建议推广政府的“积极不干预”政策。实施“积极的不干预”政策强调的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调控能力,但不否认政府的职能,即正确的界定政府对经济的调控职能。

三、界定政府职能的对策

(1)完善当地基础设施建设

基础设施是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来说,打好基础设施建设攻坚战,有利于补齐短板、完善网络、提升水平,同时也是扩大投资、拉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

(2)为中小企业开拓市场提供服务

中小企业的成功往往就是从某个区域市场的成功开始的,中小企业的成长也必然依托于区域市场能够不断拓展。中小型企业投资少收效快,能较快适应市场,但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差,这就需要政府为其开拓市场提供服务。

当地政府可以积极的帮助企业提高产品质量,提升企业的竞争力,若企业寻求出口,也应帮助企业提供出口信誉担保,协助企业掌握更多的贸易资讯。同时,政府应广纳人才,吸纳复合型人才以适应经济的发展需要。

(3)用法律来约束经济行为

从某种层面来讲,市场经济也是法律经济。法律即自由竞争的“游戏规则”,只有当法律体系健全时,才能保证竞争的有序性和有效性,市场才有能力在遇到困难时自动纠正错误,回归正轨。因此,各地区应建立健全法律体系,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4)保留某些行业的直接干预权

积极的不干预并非完全不干预,政府应保留对某些重点领域的干预。公共事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及劳动力市场这四个行业应直接受到政府的监管。公关事业涉及居民的日常生活,是经济平稳发展的基础,而其他产业若任由市场调控,则存在发生市场动荡、激化社会矛盾等的风险。

(作者: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景乃权,浙江大学金融系研究生张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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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尹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