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特殊国情决定地方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承担着更大的责任。政府不仅承担着提供公共服务职能，还直接和间接承担着经济建设功能。随着中国经济量变，政府现代化治理能力建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紧迫和重要。近年来，我国政府通过全面深化“放管服”改革，不断转变政府职能，取得了非常显著的进步。但政府传统供给服务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快速变化的需求，政府治理、机构改革仍面临着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我们通过各地调研发现，各地政府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对政务需求升级和市场对于改善营商环境的迫切要求，正在通过一系列改革迅速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由于智慧政务涵盖了治理模式、治理结构、治理机制、治理工具、治理能力、治理评估等基本问题，与政府治理完全吻合；而互联网本身又具有扁平化的特性，高度契合了优化再造政府部门组织架构和业务流程的诉求。因此，融合了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的智慧政务建设正在成为助力政府精准把脉“放管服”改革“痛点”，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提升现代化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一、政府传统的供给服务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快速变化的需求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优化政府服务，创新政府服务方式，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对于大型经济体尤为重要。随着“放管服”改革的不断深化，政府职能转变，群众对政府办事的满意度开始上升，对政府的认可度逐渐提高。但也要看到，随着需求层次的不断升级，人民对政务需求越来越多，从衣食住行、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不断向精神文化、生态环境、社会参与、公平正义等方面延伸，而且对政府的期望越来越高，对政务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当前政府服务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之间仍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比如，随着互联网、数字化浪潮的到来，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加速融合，服务变得易得化，带来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等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对政府能否更加精准、快速、高效地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然而目前政府更多还在用传统的手段为老百姓服务，治理能力显得越来越落后和迟滞。亟需通过大数据应用实现精准施政、精准治理、精准管控，通过打通数据孤岛提高政府服务效率，通过“数据多跑路，百姓少跑腿”改革提升百姓获得感，提升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
尤其是近年来民众反映强烈的毒奶粉、虚假药品等问题，与政府监管不到位有直接关系。政府对产品质量监督等方面的资源投入、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老百姓就不能安全放心消费，不仅从根本上影响到我国由投资拉动向消费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也直接影响到群众对政府满意度的提升。有关智库所做的“我国社会治理创新发展研究”调查结果显示，即使是地方政府的决策咨询人员，对目前的就业和政府效率的满意度也不到50%，而对安全消费、教育、养老、医疗卫生、社会参与等民生事项的满意度甚至不到20%。优化政务资源配置，提升“放管服”改革效果，提升群众满意度，政府仍有很多工作要做。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近年来，我国政府通过减税降费、简化审批程序和流程、多证合一、证照分离、创造适宜货币金融环境、大力缓解融资难融资贵等，不断改善营商环境，进展明显。根据世界银行《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营商环境总体评价在190个经济体中位列46位，较上一年度上升了32位。其中，开办企业便利度排名28位，较上一年度大幅上升65位，与发达国家差距不断缩小。但调研中我们也要注意到，尽管政府大举破除市场壁垒，推动“非禁即入”，为各类所有制主体创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从法律上、制度上、政策上找不到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要素，但民营经济、民营投资还是在很大程度面临着事实上的“玻璃门”、“弹簧门”、“随机门”，面临着许多“难言之痛”。民营投资占到我国投资规模的60%以上，是创新和就业的重要主体，这些“痛点”问题不找到、不解决，不仅影响到整体营商环境的改善，影响到民间投资的运营，也将从根本上制约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营商环境的改善与政府信用、行政审批、行政管制、行政执法、政务服务等因素紧密相关，与政府治理有着根本上的关系。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需要政府通过深化改革大力加强现代化治理能力建设。由于长期的条块治理，跨地区、跨部门的协调机制和决策机制尚未建立健全，各部门“一亩三分地”意识还很严重，权力利益的交织导致信息不透明，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仍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分割化”、“碎片化”现象，重复建设、“信息孤岛”、“数据烟囱”等信息数据壁垒问题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政府部门职责“错位、越位、缺位”时有发生。近年来，从国务院开始，政府能够下放的行政审批和许可事项尽量往下放，极大提升了办事便捷性和行政效率，但同时也产生了作为基层的区、县政府，在“放”的问题上，不能也没法再“放”，承接大量的下放事项，直接面向社会提供日益增多的各类服务，出现职能越来越多、责任越来越大，“人员少、服务种类和数量多”，机构和人员编外扩编的情况。
二、以切中市场和百姓“痛点”为核心的智慧政务建设，可能成为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面对一系列营商环境的市场痛点和百姓日常生活中的难题，各地政府尝试运用“互联网+”思维，力图解决社会经济生活中反映强烈的“满意度”问题。这大概就是逐渐演绎而成的并为广泛接受的“智慧政务”概念。从实践上看，智慧政务通过统一数据平台构建和数据归聚，极大提升了对大数据的分析和运用，对政务各环节进行精准数据比对，主动、快速查找和发现政务流程及体制上需要改进和解决的问题，为深化政府机构改革、职能优化，改善营商环境和民生福祉，提升社会满意度找到科学合理的依据，避免政府机构改革“盲点”，大幅减少机构改革试错成本。
譬如，云南、浙江等地的“一部手机办事通”、“最多跑一次”、“不见面审批”等智慧政务，通过优化再造政务流程，实施“一窗受理、集成服务”、“一张表格、一扇门”、“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并行审批”等，极大的实现了政务办事的“减材料、减环节、减时间、减成本”，政府服务效能、社会满意度大幅提升。我们调研中发现，云南的智慧政务平台，通过数据共享推动政务高效运转和营商环境改善；通过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打造百姓身边的掌上政务大厅；同时通过“我要纳税、我要办个体、我要注册企业、我要上学、我要看病、我要开车”等主题化事项形成的海量公共数据，政府利用大数据可以实现对企业和个人进行360度画像和全纬度信用评分，更好地服务企业和市民。上海地区建设项目审批时间从以前的近300天，缩短到现在不到100天，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3天，不动产登记从以前的一个月压缩至5天，浙江甚至压缩到了只有几个小时。
不仅如此，通过智慧政务，能够自动采集各方用户行为数据，使政府能够深入分析出当前社会最为关注关心亟需解决的问题，分析出政务办理各个环节的进程情况，查看办件进度、办件堵点，了解哪些政务环节办事迅速，社会评价高，哪些政务环节办事效率低，社会意见大，从而使政府能够科学、合理地对政务事项进行重新梳理，推进政务服务事项标准化，整合优化政务流程，提高行政效能，同时纠正“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政务行为，降低政务成本，避免“拍脑袋”主观随意决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从根本上让人民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过上更体面、更幸福的生活。通过改革创新增强国家竞争力和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已经成为新时代的主旋律。虽然包容审慎监管增强，但改革创新作为新生事物，触碰到制度、法律法规“天花板”的情况仍很多，制约了营商环境的改善和社会满意度的提升。透过智慧政务的一系列技术手段，通过对政务流程的梳理，克服主观随意性，量化客观评价，发现问题所在，追根溯源，为改进完善制度、法律法规提供科学依据。比如“互联网+监管”智慧政务，通过“一张网”、“政务云+数据”、“大数据+监管治理”对自然人、法人的纳税等行为特征进行梳理，包括司法等政府部门充分分享各种信息数据，不仅推动个人诚信建设，也能有效推进制度、法律法规的及时性、预防性、威慑性调整，塑造良好社会信用环境，使“放管服”改革更加纵深推进，减少法律“后知后觉”调整产生的成本。再比如通过智慧政务，发现民营经济的“痛点”真正在哪里，有针对性的调整、修正市场规则和法律法规。可以说，健全完善我国法治，清理修改不符合新发展理念、不利于高质量发展、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人民群众期盼的法律法规，及时把改革中形成的成熟经验制度化，需要政府从根本上更“智慧”。
三、智慧政务产生了海量完整准确透明的数据，为政府职能转换、机构改革提供依据
当前我国经济体量明显增大，经济社会变化快速而深刻，政府事务显著增多，部分政府机构公务人员出现了快速扩编、膨胀的苗头，虽然缓解了政务供给压力，但也产生了行政资源错配超配、机构间沟通协调成本高等问题，显然与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简政高效不相符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