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论和现实的“冲突”
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一个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形成的基础。在一个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中，占主体地位的所有制成分就决定这个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性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性质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们占主体地位的所有制成分根本不同。社会主义国家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体地位，资本主义国家是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有制占主体地位。
2018年10月19日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就民营企业的重要地位作了以下表述:民营经济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新增就业和企业数量。
虽然国家统计局并不公布现在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的比例和结构数据，但是从刘鹤副总理讲的这些数据来看，是不是说明公有制经济在我国已经不占主体地位了?如果公有制经济在我国不占主体地位，那我们国家还能说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事实和理论的冲突，不能回避，不能视而不见，必须要毫不含糊的从理论上来给予坚定和清楚的解释。
二、金融集中体现了现代社会的生产关系
(一)资金已经成为生产资料最主要的表现形式
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包括人们在一定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上所形成的，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发生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它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产品分配的形式等。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是最基本的，起决定作用的。
生产资料也称作生产手段，是指劳动者进行生产时所需要使用的资源或工具。一般可包括土地、厂房、机器设备、工具、原料(矿产资源)等等。生产资料是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总和，它是任何社会进行物质生产所必备的物质条件。
其一:
我们前面讲民营企业的“56789”的时候，只是讲经济贡献，并非是计算生产资料的比重，从生产资料的定义可以看出，土地、矿产资源也属于生产资料的范畴，而在我们国家土地和自然矿产资源大都属于全民所有或者集体所有。所以，虽然我国的民营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但是国有企业所代表的“产业资本”，再加上土地和矿产资源，我们国家基本的经济制度依然是公有制占主体地位。
其二:
当今社会，生产资料已经有了新的表现形式。生产资料一方面仍然以土地、厂房、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的形式存在于社会，存在于实体企业，比如分属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固定资产。另一方面，人类创造了巨大的财富，绝大部分已经不是以固定资产、实体形式存在，而是以货币的形式存在，已经不再是自然经济时代，有钱就买地，也不再是工业化早期，有钱就购置固定资产，大量的财富都以货币的形式存在银行等金融机构。
我们应该可以将生产资料的具体形式从土地、矿产、机器设备、劳动工具等扩展到资本、货币，拥有了资本货币，就可以随时购买相应的实物形态的生产资料，所以货币日益成为了现代社会生产资料的主要表现形式。
(二)金融成为掌控和分配生产资料的主要方式
上面我们说过，我们应该将生产资料的范畴从具体的土地、矿产、机器设备、劳动工具等扩展到资本、货币，拥有了资本货币，都可以随时购买相应的生产资料。但资本并不仅以厂房、车间、机器设备等实物形式存在，资本也不会一直以“资本”的形式存在，它大多数时间是以零散资金的形式存在于每个家庭和企事业单位，是每个家庭和企事业单位的私人财富，是私人产权。而这些货币、资金大部分被储存在金融机构、银行体系。
在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今天，分散的居民财富只有通过一定方式聚集起来形成一定规模，足够进行价值增值活动并投入到价值增殖活动中去的时候才叫“资本”，就可以成为生产资料的主要表现形式。可以说谁掌握了货币、资本，谁就掌握了生产资料。这种掌握，不是必须直接拥有所有权，而是能够掌控其使用和分配权，就算是掌握。(在此可以借鉴制度经济学“产权束”的概念来替代“所有权”)，而现代社会掌握资本使用权和分配权的方法，就是金融。我认为“金融”就是用各种方式将分散小额的资金归集起来，变成大额资金(资本)进行社会投资的活动。金融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生产关系，一个国家金融体系的设置就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生产关系，金融体系的设置决定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决定了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同时也决定了产品分配的形式。
从这个角度来讲，美国资本市场发达，资金(生产资料)掌握在华尔街手中，大量依靠华尔街投行进行这种资本归集、形成、分配和投放，所以我说美国是生产资料的华尔街资本家私有制。我们国家主要是通过银行体系来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用这种方式来实现资本的归集、形成、分配和投放，生产资料大部分都是掌握在国有银行手中，我暂且称之为生产资料的“银行所有制”。再考虑到我国的银行体系绝大部分还是国有控股，国家虽然并不直接拥有这些银行存款的所有权，但是依然能够通过国有银行掌控几乎大部分资金的归集、形成、分配和投放，所以我们国家依然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国家，只是形式上由银行来决定大部分生产资料的配置流通。
(三)判定社会制度性质的根本标准发生改变
这样，开头的那个问题便解决了，我们国家即使从传统意义生产资料的规定来看，计算上土地和矿产资源的国有属性，我们国家依然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体地位，依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同时，经由此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以社会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结构来判断一个国家性质的标准已经过时了，我们可以做一个创造性的转换，那就是看一国的金融体系掌握在谁的手中，即金融由谁控制，汇聚起来的资本由谁掌握和使用，带来的收益由谁分享，这才是目前阶段决定社会制度性质的最根本判断标准。如果是国家代表全体人民掌控金融体系，那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是由少数私人掌控金融体系，那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简单来说就是要看是国家控制资本还是资本控制国家，是判断一个社会性质的根本标准。
所以现阶段，我们国家不应该纠结于所有制结构和比重，更不能妄谈消灭私有制，反而必须要保护私有制，但是国家却必须像牢牢抓住对军队的控制权一样牢牢抓住对金融的主导权和控制权，确保军队是人们的军队，金融是人民的金融。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一国的现有财富是为全体人民服务而不是为少数私人服务。
三、中国金融体系改革的思路和逻辑
(一)我国的金融体系未能将货币实现优化配置
一个社会最重要的资源——资本(生产资料)的配置是否有效率，决定了这个社会的其他资源配置是否有效率，决定了社会的整体生产效率，那么现代社会，资本和货币又是通过什么样的形式来进行配置的呢?
如果用我上面的定义，金融的本质就是用各种方式将分散小额的资金归集起来，变成大额资金(资本)进行社会投资的活动。那么金融会有三种形式:
一种是通过银行体系，吸收居民和企事业单位的存款，将分散在居民手中的财富汇聚，再通过信贷制度分配给资金需求方进行使用；
第二种是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资本的归集和分配，资金需求方在资本市场发布资金需求，私募机构或公募机构将居民或企业分散的资金归集起来，进行股权或者股票投资；
除此之外金融还有第三种形式，那就是国家财政，国家通过对居民和企事业单位进行征税，将小金额的税收汇集成大额资金，然后通过财政划拨的形式，进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
一国的金融体系一般是由这三种基本形态共同组成。金融的这三种形态，对应的金融服务实体的最基本的方式也有三种，一种是银行体系下的放贷，即不管贷款方经营情况如何，放贷方都收取事先约定的固定利息。一种是资本市场的投资，即通过向产业投资共担投资风险，共享收益分成。第三种就是财政支出，通过政府投资或者补贴的方式来建设提供社会公共服务，不要求增值回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我们依然是国家掌控金融体系，进而掌控全社会资金(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点明确以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社会主义国家控制了社会的大部分资本，应该如何去分配?如何提高这些生产资料的使用效率?
目前我国以银行体系放贷为主，资本市场股权融资为辅的金融体系。这一体系，为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发展到今天，这个体系存在着明显的两个问题，一是整体配置效率不高，二是债权的形式多，股权的形式少，企业杆杠率高，利息负担较重。
首先，由于前些年银行业过度的商业化改革，导致银行体系竞争同质化，经营简单化，且被内部人控制，使得我国的银行业已经形成了独立于政府和实体经济的过度膨胀的具有自身利益的“金融资本”，信贷异化成了银行赚钱的手段，而非服务实体经济的手段，只关心自身利益，而不再关心社会效益，实体经济沦落为金融资本的宿主。所以近些年银行资金脱实入虚情况严重，我们从这几年银行业的发展就可以看出端倪。银行信贷资金主要配置在政府和国有部门，而创新性和成长性良好的民营企业却缺乏金融支持，国家强调要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力度，但是中小企业永远也得不到银行贷款，国家强调要控制向房地产贷款，但是大量银行资金仍然是流向这个领域，国家历来都要严防信贷资金流入股市，但是仍有大量银行资金通过各种形式进入股市，这几年甚至已经允许银行资金通过配资入市。这加剧了产能过剩，阻碍了产业结构升级，已经严重干扰货币政策的效率，从而影响了国家宏观调控的能力和效果，甚至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
在银行体系下，因为有国家信用担保，保本保息，相当于以国家的名义征兵，所以资本可以快速有效的形成，但是却无法有效配置、使用。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银行在资本的使用上，其实是内部人控制，银行的信贷审批文件不会向社会公开，对贷款主体资本的使用情况也缺乏有效监管，设租寻租情况严重，资本的配置和使用效率不高。所以银行的信贷市场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一个低效和扭曲错配的市场。
其次，中国的资本市场虽然存在了近三十年，但是一直属于非市场化的运作状态，法制化建设滞后且执行不到位，企业发行股票融资基本还是证监会说了算，还是由权力来进行配置，计划调控，注册制改革迟迟未能推进(科创板2019年刚刚开始试点注册制)，大部分中小企业都没有踏入资本市场的机会。资本在这个市场上无法大规模的有效形成，也无法有效配置和使用。
此外，国家财政资金除去各类政府日常支出和公共服务投资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给予各类企业以各种形式的补贴，但此类资金的分配也是靠行政手段，且缺乏足够的监督，配置、使用效率也不高。
由此可见，我国目前的三种金融形式都不能充分实现对资本的有效配置和使用，也就是说我们在我们国家在生产资料的分配方面存在巨大的提升空间，都需要改革。
(二)金融资本微观上必须从计划配置向市场化配置转变，提升效率
从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到以工业为主的商品经济，再到以信息技术产业为主的信息经济，我们必须有不同的金融体系与之相适应。
鉴于我们国家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时期，我国的经济结构需要从传统的工业制造业向创新型战略新兴产业转换，我们必须要提高自主研发能力，科技创新能力，而创新即意味着风险，需要持续稳定的资本投入。高科技产业的资本投入靠两种方式，一种国家的产业政策，财政补贴，这个我们国家一直在做，每年财政给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企业补贴金额应该有大几千亿，但是资金使用效率(投入产出比)不高，效果不算明显。第二种是靠资本市场，靠风险投资，美国是这方面的代表，这也一直是我们的短板。
我们要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经济上要推供给侧改革，不能靠行政命令，而是要靠金融领域的供给侧改革。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各个环节领域，交换分配的各个领域，其实都是涉及到金融。因为资本是血液，而金融体系就是以央行为心脏的血液循环系统，血液流到哪里哪里才能活，才能生长。要调控肌体的生长，只有通过调控血液的流向才能够实现。那金融领域的供给侧改革是什么呢，党的十九大其实已经讲过了，那就是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而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核心就是新三板市场，新三板市场是最具市场化基因的资本市场，大力发展新三板市场，才能让市场机制在金融资源的配置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
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当时社会对这句话的理解不够透彻，2016年我曾撰文写过要让市场在配置商品和劳动力的时候发挥决定性作用之外，也应该通过改革金融体系，让金融资本的配置由“计划”配置转向“市场”配置，让市场在配置资本的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2018年7月3日刘鹤领衔的新一届金融稳定委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中提到了“发挥好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是第一次见到国家部委将这句话专门用在“金融领域”，如果这一原则能够在金融领域贯彻实施，我们此次深化改革才算是碰触到了真正的核心，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是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完善，才算是真正建立起来。
2019年11月2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意见》指出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破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扩大要素市场化配置范围，健全要素市场体系，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打下坚实制度基础。
这是中央专门就要素市场化配置问题出台意见，虽然没能看到《意见》全文，但我想金融资本和科技成果的市场化配置应该是重头戏。
(三)金融资本宏观上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方向，保证公平
金融资本微观操作上必须以市场化配置，这个毋庸置疑，也是改革方向，但是别忘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是连在一起，密不可分的。那在金融资本的配置上，“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体现在哪里呢?我认为那就是金融资本配置在宏观上还要贯穿政府意志，最主要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
2015年10月26日至29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发展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我想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最根本的是要让人民获得生产资料的使用权，谁掌握生产资料谁就掌握分配的主动权，让人民都能获得生产资料，那人民的生活水平就自然而然就提高上来了。可能有人会说让人民都直接拥有生产资料操作上不可行，那是在以前，以实物形式存在的，确实不太可行。但是现在生产资料主要是以资金的形式存在，就完全可行。我认为在我们国家，中小企业完全可以成为人民(劳动者)联合起来的经营体，即马克思恩格斯所言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如果中小民营企业都能够顺利的获得生产资料，也就是说可以跟国有企业一样顺利的获得资金，即“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那他们就可以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自己为自己创造财富。
这些思想理念，已经正在逐步的转化为政策实践。
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将“发展普惠金融”提升为国家战略，在《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中提出要建立有利于普惠金融发展的体制、机制，要求国有银行当好普惠金融的领头雁。
中国央行行长易纲在2018年10月14日举行的G30国际银行业研讨会上首次对国企“竞争中性”原则表态道，为解决中国经济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将加快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并考虑以“竞争中性”原则对待国有企业。
2018年10月19日刘鹤副总理在接受三家央媒联合采访时指出，指出“有些机构业务个人认为，给国有企业提供贷款是安全的，但给民营企业贷款政治上有风险”，批评那些为了所谓“个人安全”、不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行为“在政治取向上”存在很大问题，强调“如果没有民营企业的发展，就没有整个经济的稳定发展；如果没有高质量的民营企业体系，就没有现代产业体系，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就是支持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对民营企业，要强调四个“必须”(必须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必须高度重视中小微企业当前面临的暂时困难、必须进一步深化研究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必须提高中小微企业和民营经济自身能力等)。
十九届四中全会决议中要求:“营造各种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
真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就必须研究如何让人民平等的获得生产资料的使用权和收益权，也就是如何解决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这就要求金融资本的配置在宏观上必须向中小民营企业倾斜，但在具体微观操作的层面必须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通过资本市场，让资本的配置体现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提升资源配置效率。通过资本市场的公开检验，实现劳动者、企业家、资本家(国家)三者的互动合作。
四、金融体系要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独立出来
(一)金融才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资本论》第一卷讲资本的生产，主要研究商品，第二卷讲资本的流通，主要研究货币，第三卷讲信用与虚拟经济，主要研究金融。资本生产的场所是工厂，资本流通的场所是市场，信用发生的场所是金融机构。“信用与虚拟经济”支配着资本的生产与流通，金融才是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神经中枢”和“大脑”，马克思认为这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真正基础。
资本主义兴起与发展的秘密根本不是实行什么市场经济，而是因为它们建立和掌握了金融体系，可以高效的汇聚资本。费尔南布罗代尔认为，早在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之前，以15世纪初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的崛起为标志，金融资本家阶级——联合起来的银行家集团，就已形成一个跨国的、占统治地位的垄断阶级，欧洲的金融体系乃是工业革命和现代社会变革的基础。
市场经济只是商品生产的社会化组织方式，资本主义也可以用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市场经济来组织生产，同样都可以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这已经是被我国改革开放的理论和实践所证明了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已经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我国基本的经济制度。下一阶段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点是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问题，即如何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
我们研究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问题，其实也属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我们的改革开放，就是在寻求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去兼容市场经济，本质就是在寻找二者相匹配的方式，所以一直在主动或者被动的探索、调适二者的关系。这里的主动调整我指的就是国家政府的改革措施，包括宏观调控，宏观调控的手段有的是依靠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税收政策这些经济手段，但是更多的时候都是靠着行政命令，这就不可避免的在执行过程中，会生硬、粗暴、一刀切。被动调整，我指的就是微观领域的腐败，官商勾结，市场经济对官员的拉拢、腐蚀，资本将权力市场化。这种主动和被动调整在润滑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冲突。但这都不是长远之计，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制度安排来解决这个冲突矛盾，让二者可以相互适应、配套，这是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解决的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为此，我认为现阶段不能再去简单的单纯谈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而应该把金融从“经济基础”(经济)和“上层建筑”(政治)里边独立出来，将两层关系，变为三层关系，也就是说最底层是经济，中间层是金融，最上层是政治(上层建筑)。政治不直接用行政手段干预经济，而是通过金融体系来间接的干预、调节经济，这会解决市场经济的经济基础和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冲突，也会解决这些冲突所带来的诸多问题。
要想实现中国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摆脱全球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怪圈，核心是处理政府、金融和实体经济三者之间的关系，核心和抓手就是研究支配着资本的生产和流通的金融体制。换句话说也就是如何提高金融体系运转效率和公平问题，才是社会主义国家最大和最根本的问题。不能再去泛泛的谈生产关系，金融就是现代社会的生产关系，也是新时代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的核心问题，金融体制设计、运行好了，就可以顺利解决生产关系中的其他各个方面的问题，也就会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适用、匹配问题。如果不能妥善处理金融问题，则不管土地、劳动力、商品市场如何市场化，整个经济体系的市场主体都将成为金融资本猎食的对象。
(二)金融体系改革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
前些年中国的金融体系改革包括资本市场的发展完全都是被西方的观念所主导，丝毫没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影子。现阶段，用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重新审视金融、重新定义金融，用政治经济学的理念来指导中国当前和今后的金融体系改革，尤为迫切也尤为重要。
总结:
现代社会，货币已经成为生产资料的主要形式，“金融”，也就是资本的产生、分配、使用方式才是整个生产关系的核心，它决定着商品经济的生产和分配，决定这整个社会制度的性质。
金融体系掌握了货币的占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金融体系的归属与设置是一国最重要的生产关系，它决定了生产资料归谁所有，成果如何分配以及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地位。
金融就是现代社会的生产关系。如果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那么金融就是第一生产关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讲到的生产力跟生产关系的匹配问题，就变成了生产力与金融体系的匹配问题。
金融要从“经济基础”(经济)和“上层建筑”(政治)里边独立出来，将两层关系，变为三层关系，也就是说最底层是经济，中间层是金融，最上层是政治(上层建筑)。政治不直接用行政手段干预经济，而是通过金融体系来间接的干预、调节经济，这会解决市场经济的经济基础和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冲突，也会解决这些冲突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张可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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