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疫情的蔓延，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宏观经济预期。中国需要以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应对正在发生变化的宏观经济形势。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和实施力度，并提出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扩大专项债规模等更积极的财政政策措施。在实际操作中，应按照这一方向落实积极财政政策，促进经济的稳定和增长。
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包括进一步扩大财政支出和落实落细减税降费政策两大方面。提高财政赤字率，可以释放出更多的政府可支配财力，为更积极的财政政策提供支持。考虑到财政风险防范，财政赤字率适可提高到3.2%左右。若按GDP100万亿元计算，这比2019年至少多释放出4000亿元的财力。加上发行特别国债，加大地方政府专项债规模，可以增加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的财力，更好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各级政府的债务融资首先要保证的是政府的运转。要特别关注受疫情影响可能出现的返贫，财政政策应留出充分的应对空间。发债可以提高政府可支配财力。对于“新基建”，政府支出要特别谨慎，要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让民间资本更多地参与其中；政府支出要“四两拨千斤”，而不是完全替代市场主体。“新基建”与新技术关系密切。国际上自主技术创新主体更多是企业，政府支出可以多考虑如何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
积极财政政策可以在促进消费上更有作为。一些地方发放消费券的做法有推广的价值。进一步发展数字经济，提升线上消费的空间，不仅仅是商品的线上销售，还包括数字产品和服务的提供和消费。在公共消费上，财政政策更是大有作为，重点应该放在弥补公共服务短板上，在加大投入的同时，注意预算支出绩效，提高财政资金效率。
积极财政政策要特别关注充分就业目标。疫情对就业的影响必须高度重视。关注就业，不应只关注新增就业岗位，还得特别注意现有就业岗位的巩固。中小微企业在充分就业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政府帮助它们，就是在促进就业。受疫情影响，相当数量的中小微企业遇到困难，可考虑利用财政资金，设立中小微企业纾困基金。加强财政金融合作，财政对中小微企业直接补助、财政对银行贷款的贴息和担保等多种方式都可以考虑。
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必须有更加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配合。流动性合理充裕，才能保证各级政府债券的顺利发行，才会有更合理的融资成本。与国际相比，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均有较大的下调空间。对物价形势应有更全面的认识，中国的核心CPI实际上并不高。对其他商品和服务价格传递效应较强的能源资源产品价格改革亟须加快，特别是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改革。
更积极财政政策的成功，需要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疫情可能导致全球经济衰退。主要国家出台经济刺激计划，全球同步行动为全球经济稳定创造了有利时机。当下，基于疫情形势变化的考虑，中国无疑需要更加重视国际经济合作，在不放弃国际市场的同时，释放国内经济潜力。加快全面深化改革，让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更多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得到更充分的发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将取得比预期更好的成果。(杨志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