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财经北京6月23日电 全球经济联系太过紧密、经济全球化不平衡和各国经济发展不平等，是引发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扩散和世界经济停摆的重要原因。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现阶段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三大本质问题：（1）对国际分工与国内分工等同视之；（2）政府和市场会双重失灵；（3）全球化治理滞后于经济全球化发展。
一、新冠肺炎与经济全球化的因果关联
新冠肺炎全球蔓延及其造成的经济损失与经济全球化发展密不可分。经济全球化使地球上的人们成为风险共担的共同体，有着无法回避的集体命运（哈贝马斯，2000）。截至2020年6月16日12点，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达820万，死亡超过44万人，病死率约为5.37%。通过计算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前10位国家的经济开放度可以看到，前10位国家累计确诊病例数占比高达77%，其中大部分国家经济开放度超过100%，德国、英国和法国的人均经济开放度则超过70000美元。新冠肺炎感染病例数量与经济开放度高度正相关。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相互联系，在提升全球福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负外部性。
第一，新冠疫情经由产业链联系给全球经济的需求端和供给端造成双重冲击。疫情爆发后，医疗物资和器械出现需求挤兑和供给短缺，邮轮业、航空业和旅游业等因各国禁航限制需求急剧萎缩，汽车、机械和半导体等行业因各国停工停产零部件和原材料供给显著不足。
第二，经济全球化增加了各国政府之间共同抗疫的国际协调困难。经济全球化强化了国际分工，防疫物资集中在部分国家生产，疫情爆发后医疗物资全球调配难度增加引起的国际冲突时有发生。比如，2020年3月9日德国海关拦截了24万只瑞士进口的防护口罩，4月7日美国拦截了德国柏林市政府在中国订购的FFP2型和FFP型口罩。
第三，各国为疫情救助而单独实施的超出预期的财政扩张政策和货币宽松政策使政府债务违约风险急剧上升。2020年3月以来（截止4月30日），世界各国为降低新冠疫情对金融市场和经济基本面冲击，纷纷推出巨额财政救助，并重启货币政策量化宽松，使政府债务接近上限约束，物价面临通胀压力。比如，2020年4月19日阿根廷宣布处于“事实违约”状态，申请全面债务重组。
第四，人员跨国流动造成新冠疫情非同步传染，禁航限制则增加了全球经济同步复工的协调困难。美国、欧盟等重要经济体的疫情防控成效对全球经济恢复常态化运转至关重要。但是，特朗普在2020年4月21日白宫疫情简报会上宣布，计划颁布为期60天的行政令，暂停受理外国公民赴美移民，以帮助失业的美国人。
第五，新冠疫情成为贸易保护主义和种族主义逆全球化的借口。比如，2020年1月30
日，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表示，中国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有助于加速制造业回流美国；4月10日，美国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呼吁在中国的美国公司撤离中国。
克服新冠肺炎疫情暴露的经济全球化负外部性关键在于充分认识国内分工和国际分工之间的差异，尽快解决经济全球化中的市场与政府双重失灵问题，推进和实施全球化治理。
二、国内分工与国际分工不能等同视之
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各国迅速蔓延需要我们对国际分工和国内分工重新思考。柏拉图早在公元前380 年就论述了专业化和分工对增进社会福利的意义, 认为分工是市场范围持续扩大的基础。亚当斯密（1776）认为，分工是提高劳动生产力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源泉；分工起源于人们互通有无的倾向, 因而分工受到市场范围限制。“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 以及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亚当斯密之后的经济学家几乎都肯定分工的好处并对斯密的理论进行了发展，但李斯特（1841）对斯密分工理论进行了批判。李斯特认为，斯密只重视专业化而忽视协作关系的重要性，斯密的分工理论无法对分工促进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做出完备解释, 因为协作也会直接产生一种大于各分量之和的新生产力。在分析分工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关系时, 应该强调的不仅是“分”, 即某人固定从事某种劳动, 还有“合”, 即从事同一物品生产的不同工序的各个人之间在精神和时空上的配合或协作。
国内分工和国际分工都有利于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促进经济增长。但国内分工和国际分工不能等同视之，国际分工需要主权国家之间的跨国协调。政府服务有边界，国际协调在危机期间有时很困难。当前的国际分工对经济利益关注过多，对全球范围内的协同救助和风险分担机制关注远远不够。
三、全球化必须正视市场与政府同时失灵问题
追求经济效率是推动分工细化和深化的永恒动力。由分工推动的市场边界扩张是将经济活动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到极限范围，并远远超出主权国家政府可以管理的地理边界。在封闭经济下，有效政府可以比较好地弥补市场失灵；面对经济全球化中的市场大边界与主权国家小边界，用“失灵政府”去调节管理全球经济问题，只会使失灵的全球市场更加失灵。
解决全球化问题不能单纯依赖强制性的政治过程，更需要契约关系。社会联系是一种不完全契约，能覆盖到市场和政府够不到的边界。疫情期间民间救助的影响有时比政府救助更加深刻，充分发动民间力量是处理全球化危机的重要机制。
四、没有全球化治理就没有经济全球化
当前的全球化过度强调经济利益与经济行为，对全球范围内的经济活动公共治理问题关注不够。从贸易全球化、投资全球化到金融全球化，再到经济全球化治理，“逆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交替出现。经济全球化必须有全球化治理。唯有正确认识全球化，才能对全球化进行有效治理。全球化不仅是市场全球化，还有安全、思维等全球化。我们不能只强调经济全球化，必须避免全球化的“短板”累赘。
经济全球化涵盖贸易全球化、企业投资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贸易全球化从公元前3000年美索不达米亚进口原料就已经开始；企业投资全球化开始于16-18世纪跨洲建立的大贸易公司；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经历了金本位制度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再到牙买加体系。逆经济全球化形成于各国之间利益分配矛盾、发达制造业国家失业率增加和西方国家政治保守。波拉尼认为，逆全球化是市场力量释放和社会冲突累积“双向运动”的结果，逆全球化归根结底是制度问题。罗德里克在《全球化的悖论》一书中提出了全球化不可能三角。他认为超级全球化、国家主权和民主政治不能同时达到。保证国家主权和全球化时，要牺牲民主政治；保证民主政治和全球化时，就会使国家政策和国家主权受到限制。约翰·H·邓宁（1996）指出：“除非有天灾人祸，经济活动的全球化不可逆转。这是技术普及的结果, 而技术进步不可逆转。”显而易见地是，新冠肺炎疫情使世界经济面临巨大的逆全球化风险。
经济全球化持续发展必须有经济治理全球化保驾护航。众多国际组织诞生和有序运行是实现经济全球化高效治理的重要基础。194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1945年联合国成立、1947年关贸总协定签订、1991年欧共体通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1993年欧盟成立、1999年七国集团财长会议倡议成立二十国集团（G20）、2013年中国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等等，都是人类社会对经济全球化治理的重要探索。
实现经济全球化治理需要正确认识全球化。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阿尔布劳（1995）认为“冷战、三个世界、1969 年登上月球、电子化的‘全球村’、美国因苏联解体而欣喜，以及全球气候变暖，这一切并非意味着凯歌高奏的现代性，而是意味着崭新的全球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全球化’成了关键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则出现了一种总的认识，即现代时代行将就木，全球时代已然开始”。于尔根·弗里德里希斯（1997）认为“全球化的过程不是别的, 而是一种不断强化的网络化”。“经济全球化不是某种条件或某种现象, 而是一种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的过程。自四五百年前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活生生的社会形态在世界上出现以来, 这一过程就开始了。” （保罗·斯威奇，1997）
全球化不只是经济全球化。在全球化的世界中，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和技术全球化多维共存。戴维赫尔德认为全球化是一个体现了社会关系和交易的空间组织变革过程，罗兰·罗伯特认为全球化是指不同生活形式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彪恩迪亚（1995）把全球化过程描述为三个主要趋势, 即市场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和安全全球化。
世界范围内的疫情从古至今都不是单纯的医学问题，而是关系到国际协调、国家政令、法律规范、公共卫生、经济政策、民众生活等方方面面的社会问题。在超级全球化背景下，人口要素和商品大规模跨境跨国流动，病毒很容易跨越地理边界传播到世界各地，突发性全球公共卫生疫情在短期很难被有效控制在特定的地理边界范围内，很难靠个别国家单独解决，疫情防控已经成为全球性事务。在升级与重构全球化时不能只考虑经济全球化，必须同时考虑公共卫生全球化和教育全球化等社会、文化和政治都配套的全球化。全球治理不能只考虑经济全球化治理，还要考虑文明冲突、地缘政治和公共安全等全球治理。
全球化治理离不开美国、中国、英国、欧盟、日韩等重要经济体参与。美国比其他国家更需要全球经济，频繁“退群”只是以守为攻策略，美国不会轻易放弃由其自身主导的全球化治理模式。美国经济恢复常态离不开全球经济恢复，美国应对疫情的经济政策离不开与其他国家协调。比起应对新冠疫情，全球协同复工面临的困难更大，需要的时间更长。短期内新冠疫情会使商品供应短缺、劳动失业增加、企业大量关闭；在长期，新冠疫情会成为人类社会重构全球化的新动力。我们呼吁一个更积极更有远见的国际多边体制，带领人类社会走出全球化治理危机。新冠疫情正在加速世界经济格局重塑，唯有全球社会携手合作才能共度难关。世界各国需要联手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有序运转，协同实现疫情后的全球复工复产复市。
（作者：田素华、李筱妍；田素华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联系电话：15821175125；本文得到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6ZDA043）资助）
编辑：丁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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