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财经郑州3月5日电 说起普惠金融，“兰考模式”是必然被提及的话题。
2016年12月26日，兰考获批成为全国首个国家级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普惠金融改革大幕豁然开启。四年多来，“兰考模式”在河南全面普及、蔚然成风，成为助力贫困县域脱贫摘帽、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有效实施的关键力量。
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党委书记、行长徐诺金接受了记者专访，分享了“兰考模式”的最新成果，并结合普惠金融推进现状，提出了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助力全面乡村振兴的相关建议。
“兰考模式”全省推广，破解农户贷款难题
发展普惠金融有多重要？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央1号文件等多个重磅会议政策的重点着墨，便可见一斑，发展普惠金融已经成为全社会共识。
在徐诺金看来，现阶段，“三农”、县域是普惠金融服务的主要对象和重点领域，也是乡村振兴的主战场和主要实施主体，全面乡村振兴目标能否如期实现，与普惠金融能否真正落地紧密相关。
这一逻辑已在兰考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得到了最直接的印证：获批成立四年来，兰考县域金融资源集聚和信贷结构持续优化；普惠金融发展有效破解了兰考农户首贷、信用贷难题，降低了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有力促进了金融和产业对接，推动兰考主要经济指标持续居河南第一方阵；同时，促进了乡风文明，产生了社会治理效应。
一组数据即可清晰说明。
截至2020年末，兰考县各项存款余额307.36亿元、各项贷款余额244.64亿元、涉农贷款余额达178.01亿元，分别较2016年末增长1.66倍、2.09倍和1.9倍，三项增幅分别高于全省24个百分点、38个百分点和39.87个百分点；余额存贷比达79.6%，较2016年末提升16.4个百分点，金融服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显著增强。
“一平台四体系”的普惠金融兰考模式自2020年初在河南全省复制推广，截至年末，全省农户贷款余额达7152.07亿元，同比增长15.29%，高于各项贷款增速2.34个百分点；农户信用贷款余额达940.42亿元，同比增长48.59%，高于各项贷款增速35.64个百分点；普惠小微贷款同比增长21%，高于各项贷款增速8个百分点；普惠小微授信户数达139.8万户，较年初增加19.3万户。
通过“先信贷，再信用”的整村授信做法和普惠授信贷款产品，破解农户融资难和农民信息采集难、农村信用建设滞后等问题。截至2020年末，兰考全县农户贷款余额为77.84亿元，金融精准扶贫贷款余额为23.85亿元，为农民创业就业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撑。2020年，全县新发放的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中，信用贷款占比分别为35.41%和31.05%。全县多数新发放贷款利率低于LPR加点3%。
30余种普惠型信贷产品确保贫困户、非贫困户都有适合自身需要的金融产品。全县培育新三板企业4家、新四板企业57家，发行专项扶贫债20亿元，落地PPP项目40.9亿元，扶贫保险项目使7.9万群众受益，农业设施险承保种植大棚2.9万多亩、养殖大棚1600多座，实现了扶贫、普惠和县域发展的统一。
在普惠金融的发展助推之下，2020年兰考全县地区生产总值383.24亿元，同比增速高于全省0.3个百分点。全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9万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全县440个村有集体收入。兰考成为全国首批脱贫摘帽县。
3月2日~3日，河南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召开，明确提出“十四五”时期推动乡村振兴实现更大突破、走在全国前列的奋斗目标，安排部署今年“三农”重点工作，开启了新发展阶段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
普惠金融实践尚存梗阻，建议从四方面着力破解
不过，虽然兰考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的实践取得了质的飞跃，但尚存的一些“梗阻”和困难仍然需要破解。例如，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的法律制度尚未建立，顶层设计硬性约束不够；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的激励考核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金融机构内生动力不足；农村地区发展数字普惠金融面临诸多困难。
对此，徐诺金从四个方面提出了改善建议：
一是加快出台普惠金融促进法。从公民基本金融权利高度，明确金融机构义务，强化政策配套，构建普惠金融发展的良好环境，形成各方参与、协同发展的长效机制，推进普惠金融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真正解决需求主体“能不能”获得金融服务、供给主体“愿不愿意”提供金融服务的突出问题。
二是建立普惠金融发展目标考核机制。探索将普惠金融服务纳入政府公共服务体系，发展“党建+金融”，推动建立线上线下相结合、“银政保担”风险共担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将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的目标责任制度，对地方政府特别是市县政府推进普惠金融情况进行考核和监督，推动形成各司其职、政策协同、多方发力的普惠金融共建格局。同时，切实发挥好政府在统筹规划、组织协调、均衡布局、政策扶持等方面的引导作用，做好产业规划，推进金融与产业的融合；加快确权颁证，盘活农村产权要素与金融资源对接；加强风险防控，设立风险补偿金，建立政府牵头的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加大财政扶持，落实业务奖励和财税补贴。
三是实行普惠金融差异化监管政策。在市场准入条件、银行信贷规模约束、注册资本金限制、存款准备金、再贷款利率、信贷产品贴息水平、政策性农业保险支持等方面，实行差异化监管；引导金融机构建立与普惠金融业务开展相匹配的体制机制，优化内部考核管理，下放产品审批和创新权限，赋予基层更多的产品设计、信贷审批权限；细化、落实基层信贷业务人员尽职免责制度，有效解决基层人员在开展普惠金融业务中的积极性不足问题。
四是国家层面出台数字普惠金融领域的发展规划或指导意见。明确政务信息的互通共享，降低基层的信息应用门槛，建立农村大数据信用信息体系，开展县域农户、中小企业信用等级评价；出台金融科技与金融融合发展细则，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生物识别等技术为普惠金融在客户识别、项目认证、风险评估等方面提供技术支持，大力推进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整合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现有平台，开发批量化、生态化应用场景，提升客户体验，提高普惠金融服务的适宜性和运行效率。
（大河财立方《极刻》团队记者 裴熔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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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润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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