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亚洲信用评级机构CEO峰会暨系统性风险国际研讨会简介

为从亚洲信用体系建设、系统性风险防范的角度助力“一带一路”发展,响应即将召开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金诚”)拟与亚洲信用评级协会(ACRAA)于4月20日至4月21日在北京金融街丽思卡尔顿酒店联合主办首届“亚洲信用评级机构CEO峰会暨系统性风险国际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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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亚洲信用评级机构CEO峰会闭门会
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CEO金永授致开场词。
       金永授: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同仁大家下午好。我是东方金诚总经理金永授,受峰会委托,今天下午第二部分的会议由我来主持,会议主题是中国债券市场国际化和亚洲信用合作。本次亚洲信用评级机构CEO峰会得到了国家发改委、中国证监会领导、央行营管部领导的大力支持,发改委财金司陈洪宛司长将在明天上午为峰会的系统性风险国际研讨会致辞并委托李聚合司长就亚洲信用体系发言,李司长在发改委时就为亚洲信用体系的建设付出了很多心血;今天证监会、央行营管部的领导也亲自莅临会场。会议得到了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徐勇力、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董事长兼总裁徐玉长,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徐良堆、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宗良、中银国际董事总经理卞方、国际资本市场协会亚太董事张顺荣以及上海交易所领导的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探讨前,首先我想请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徐勇力副总裁致辞,东方公司是东方金诚的控股股东,此次会议在筹备过程中,得到了东方公司的大力支持和徐勇力副总裁的亲自指导,东方公司旗下拥有多项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业态,本身也是信用评级服务的重要需求方,下面欢迎徐勇力副总裁致辞。


中国东方副总裁徐勇力主题演讲。
       徐勇力: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很高兴获邀参加这次峰会,罗董事长希望我为大会致欢迎词,并且给第二部分会议开个头。

       首先感谢亚评协对东方金诚的信任,将这次亚洲信用评级机构CEO峰会放在北京,并且由东方金诚来协办。所以我仅代表东道主向各位远道而来的嘉宾表示最诚挚的欢迎,希望大家在北京一切顺利。 其次感谢出席此次峰会的各位领导和发言嘉宾,是你们让各国的信用评级机构有了一次近距离了解中国债券市场国际化情况的机会,这几年中国债券市场的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不仅仅是将国际发行人请进来发行债券,还将国际投资人请进来投资境内的债券。希望各国信用评级机构,在这次峰会后,能够进一步加深对中国债券市场国际化规则的了解,并积极参与中国债券市场的国际化进程,共同推动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 最后感谢此次峰会设立加强亚洲信用领域合作的议题,大家都知道,目前国际评级市场被三大评级机构牢牢把控,其他评级机构尤其是亚洲评级机构市场的话语权较弱,这次会议提出的要加强亚洲信用领域合作的想法非常好,市场需要多元化评级声音,亚洲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的主流信用评级机构,希望各国信用评级机构能够借此机会在合作与交流方面不断加码,集体发声才能被市场更好听到,建立起自己的评级话语权。 预祝此次峰会圆满成功,成为亚洲信用评级机构进一步加强合作与交流的新起点,也预祝明天召开的系统性风险国际研讨会能够碰撞出识别和防范系统性风险的火花,谢谢大家。


中国经济信息社董事长、总裁徐玉长作主旨演讲。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大家下午好!
       很高兴有机会代表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参加首届亚洲信用评级机构CEO 峰会,首先感谢东方金诚与亚洲信用评级协会主办这次峰会。在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即将召开之际,来自全亚洲的信用评级领域的权威人士和专家学者共聚一堂,一起就如何助力“一带一路”和亚洲信用体系建设进行研讨,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1984年,邓小平同志为新华社题词“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根据小平同志的要求,新华社一直将发展经济信息、服务国家战略作为重要的职责和使命。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后,新华社着眼于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改变信息不畅通、不对称的现状,于2015年推出了专门服务“一带一路”的“新华丝路”信息服务平台,为沿线各国政府和企业搭建商品贸易和投资合作的信息服务平台。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平台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征信板块。
        此外,新华社一直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国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去年年底,中国经济信息社与国家发改委财金司签署了《合作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框架协议》,今年2月新华社正式加入国务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部际联席会议,国家级征信平台“新华征信”项目的建设工作也随之展开,并将在年内推出。
       中国经济信息社作为新华社经济信息业务的主体,愿意与大家一起努力,共同推进亚洲信用体系建设,并且可以在四个方面发挥作用。
       一是可以依托新华社国家通讯社遍布全球的网络优势,通过新闻报道和信息服务,引导更多的信用主体参与到亚洲信用体系建设中。例如我们今天这个峰会,提供媒体支持的就有中国经济信息社旗下的中国金融信息网。
       二是可以发挥新华社国家智库的优势。作为全国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下设六个一级研究中心,其中经济研究中心设在中国经济信息社。为此,我们可以联合多方共同研究制定权威的亚洲国家间信用标准制度体系,并推动亚洲各国对标准的采用和使用。
       三是可以充分利用我们现有的国家级平台。中国经济信息社目前正在建设“新华丝路”“新华财经”“新华征信”等国家级平台,在国内外拥有广泛的用户群,我们可以在这些平台上率先应用相关标准,开展信用信息的共享互通,促进失信联合惩戒,最终服务和助力整个亚洲信用体系的建立。
       四是可以共同举办与信用体系建设相关的峰会和交流活动,在亚洲范围内推动建立广泛的信用合作机制。
       各类来宾,朋友们,“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是当代丝绸之路精神的内核。中国经济信息社将与在座的各位一起,发扬当代丝绸之路精神,共同推进亚洲信用体系的建设,真正实现互信互利、合作共赢。
       今天的峰会将是大家合作的开始,我们将竭诚为亚洲信用体系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预祝峰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董事长罗光主题演讲。

       一、加强亚洲信用评级机构合作的八项倡议

       金永授:谢谢徐总的精彩演讲,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就中国债券市场及国际化方面的内容做更进一步的探讨,但是以后我们还有机会可以帮助亚洲信用评级协会(下称“亚评协”)各成员了解中国债券市场,帮助各国进入中国债券市场实现资金融通。跨国的资金融通离不开信用评级和信用风险控制,对各国信用评级机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我们亚评协的绝大部分成员,主要服务于本地的评级市场,因而加强信用评级机构间的合作,成为满足跨国资金融通、评级需求的必然选择,亚评协新时代委员会的计划也明确了接下来三年的重点内容。东方金诚和亚评协理事会和大部分成员都想到了一处,因而大家都希望能借助此次峰会来探讨加强亚洲信用领域合作机制,下面有请东方金诚董事长罗光先生就加强亚洲信用评级机构合作话题发表演讲,大家欢迎。
       罗光:刚才各位嘉宾的演讲也都把加强亚洲各国信用评级机构的合作意义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今天下午上半场的会议,我们评级协会的会员之间也达成了高度共识,就是要加强各评级机构之间的合作。所以今天我也想借着这个机会,把我们的八条倡议提一下。首先我想介绍一下我们倡议的背景,第一个背景是亚洲区域一体化日益加深,随着东盟等合作机制的深化,亚洲区域的一体化和全球化程度逐渐提升,跨国贸易、投资和资金融通日益成为亚洲区域的重要经济活动。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概念进一步为沿线国家带来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区域深化合作机会。第二个背景是跨国的贸易、投资和资金融通带来了跨国信用信息流动和互换的需求,从政府层面来看,对来境内投资、融资的境外主体需要了解全面的信用情况,才能引入有信用的可靠的投资者,贸易企业和发行人。从金融机构的角度来看,对跨国的金融机构交易对手,对跨国信贷申请交易对手,对跨国的债券承销交易对手等等均需要全面的尽职调查和动态的信息。从企业层面来看,涉及到海外投资需要了解东道国以及合作伙伴的全方位信用信息,涉及海外贸易了解贸易国及贸易对手的相关信息,避免欺诈性交易,有效管理交易的信用风险。第三个背景,目前亚洲各国的信用评级机构普遍缺乏跨国作业能力,缺乏国际评级话语权,难以满足跨国的信用服务需求。亚洲各国的信用评级机构大部分只具备了本土作业能力,仅有个别评级机构初步具备了国际评级作业能力,但是和全球三大评级机构相比,我们的影响力还是非常的薄弱。各国对评级的监管体系,评级标准,信用等级等均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性。第四个方面的背景是亚洲信用评级协会和欧洲信用评级协会的会员,均有加强合作的共识和意愿。“一带一路”的愿景和实施,需要沿线各国的信用评级机构加强跨境交流与合作,亚洲信用评级协会作为亚洲区域唯一的信用评级机构国际组织,应该在信用评级机构跨境交流与合作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亚洲信用评级协会的新时代委员会,在今天下午上半场的会议中,也提出了未来几年加强合作的一些规划,与欧洲信用评级协会的合作交流也在密切的推进,我对新时代委员会提出的规划深表赞同。基于以上这四个方面背景,我们提出八项倡议。第一,基于自愿、对等、互信、互惠的原则,成员机构协商建立跨国评级业务合作的机制,充分利用成员机构遍布在各国的评级资源,为特定成员的国际评级作业提供协作支持。第二,以实现各成员机构的评级结构互认为愿景,研究制定亚评协的参考评级技术指引,作业程序指南和标准体系,供成员机构自愿采纳,或者参考建立本机构评级结果与亚评协评级标准之间的影射关系,最终实现各国评级机构、评级结果的可比性。第三,在亚评协设立评级技术委员会,主要由各成员机构评级总监组成,负责制定支撑级别互认的参考评级技术指引,作业程序指南和标准体系,以及成员机构之间所有的技术交流衔接事宜。第四,建立亚洲信用评级协会互认机制的品牌授权机制,由亚评协理事会授权经过评级技术委员会评估,达到了亚评协参考评级技术指引,作业程序指南和标准体系互认标准的成员机构使用。第五,各成员机构应该积极游说所在国政府、监管机构,认可亚洲信用评级协会互认机构的其他成员机构以及他们出具的评级报告的效力,并协助其他成员机构遵循本国评级相关法律法规或者监管规定。第六,进一步丰富亚洲信用评级协会官网的内容,将其升级成为各成员机构发布评级报告和研究成果的一个统一平台和数据库。其中内部版本供各成员机构间相互交流和互换数据,外部版本可以供各类使用者集中查询所有成员机构的评级结果。第七,研究探讨制定亚评协主权评级方法和标准体系,形成由各成员机构评级总监集体投票评定各国主权评级结果的机制,对外颁布亚评协版各国主权评级报告。第八,以亚洲评级协会互认机构成员和统一数据库为基础,吸纳相关各国征信、认证、信息、咨询等各类信息服务机构,逐步形成亚洲信用联盟,实现跨国数据和服务的共享与互换,为各国政府、金融机构、企业、个人等提供全业务链跨国信用服务。最后我代表东方金诚也做一个承诺,东方金诚作为正在积极布局国际信用评级业务的中国评级机构,我们愿意与中国的同行、亚洲的同行一起共同完善倡议,推广倡议,落实倡议,共同促进亚洲信用评级机构的跨境合作与交流,共同为跨国信用服务需求方提供高质量的国际评级服务,共同提升亚洲信用评级机构的国际话语权,谢谢大家。二、针对投资者认可问题罗光:我简单补充几句,卞方总经理是一个承销机构的代表,参加我们今天这个会非常重要,我们今天上午和今天下午的上半场的会,我们评级机构有一个很高度的共识,就是说要有多边的声音,尤其我们亚洲的一些评级机构,要发出自己的一些声音。这个可能需要我们这样的承销机构和其他的一些跟我们评级关系非常密切的机构去支持。所以我借这个机会,发出一个呼吁,期望就是像这样的一个国际承销机构多发布各家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这样各评级机构才会有机会,因为你们会接触到真正的国际投资者,希望中银国际这样的国际投行首先是要从理念上去宣传这个世界上不仅仅只有三大,还有我们亚评协的29家评级机构。这个世界上的各种各样的观点都是有价值的,各自都会有他自己的真知灼见。把这样的一个理念宣传给整个亚洲甚至整个世界的投资者,在具体的措施上,能够帮助我们这些有自己的看法、自己的观点和自己的技术的评级机构能够逐渐得到投资者认可,我们谢谢各位能给评级机构机会的承销机构,谢谢大家。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公司李聚合在讨论会中发言。

       李聚合:今天参加咱们亚评协评级机构峰会感到非常荣幸,我觉得这次会议作为首届峰会,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刚才我们各位专家都介绍了咱们中国及整个亚洲债券市场发展的前景,是非常鼓舞人心的。另一方面,从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们面临的形势也是非常复杂多变的。在亚洲经济合作发展的大背景之下,特别是在我们债券市场,在金融结构发生大的变化,债券市场深化发展的情况下,评级机构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我们亚洲各国评级机构的发育发展实际上还是不平衡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情况,就是亚洲国家的文化传统、体制和西方国家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在评判风险、国别风险,包括国内各类主体的风险情况下,我们在学习西方的评级技术的同时,如何更准确的分析和评判发债主体的信用等级显得特别重要。这些年来包括我们在内的亚洲各国面临着一轮又一轮唱衰,国际评级机构经常发表一些负面展望报告。但是实际上这些情况并没有发生。这也表明亚洲国家经济发展有它自身的规律和韧性,也表明国际评级机构的结论有时候也有失偏颇。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亚洲国家的评级机构展开互利共赢的合作,我觉得是特别必要的。刚才罗光董事长从亚洲评级机构合作的倡议的背景,包括提出了八条合作的具体提议,我觉得都是非常切中要害的,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我觉得通过这次咱们亚评协的会议,如能够达成一些合作的路径和机制,对于推动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对于我们亚洲各国评级机构之间自身的发展都是特别有意义的。从我个人来讲,建立亚洲信用体系,促进亚洲信用评级合作,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感到非常振奋的。这样的合作对于我们整个亚洲经济的发展,都是很有意义的。今年5月份,中国要召开“一带一路”的高层论坛,在这之前我们召开这次首届的亚洲评级机构的CEO峰会,我感觉是一个很好的前奏曲,也是使我们能够通过交流建立互信合作的渠道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我认为要处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就是评级技术标准的深化研究,我们在吸收西方评级方法的同时,能够通过共同的课题研究,加强对我们亚洲的各国不同的发债主体的一些深化研究。比如说主权评级和国内一些发行体之间,它是什么样的信用关联关系。第二,亚洲国家的信用评级机构之间如何通过合作交换信用信息、统一信用标准,包括市场准入方面突破一些障碍,这些方面我觉得都是值得探讨的。这些方面对于及时交换发债主体的信用相关信息,也是显的特别有必要的。在这些方面,我觉得各国的征信体系、评级机构,都是应该加强合作的。最后我参加这个会,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无论对于我个人,还是我现在所在的中信建投基金来说,我们都愿意积极的参与到这方面的合作当中来,谢谢大家。


国际资本市场协会亚太区董事张顺荣在讨论会中发言。

       金永授:下面有请国际资本市场协会亚太区董事张顺荣发言,大家欢迎。

       张顺荣:谢谢,非常荣幸能够收到东方金诚的邀请,跟各位领导来探讨这个话题。今天主题两个,一个是“一带一路”,第二个是亚洲信用体系建设。基础设施融资与信用评级我也说这两方面,我本人和东方金诚结缘于绿色债券,2015年底的时候在12月绿色金融债券规定出来之前,跟另外一家机构有一个活动,邀请东方金诚做过演讲嘉宾。“一带一路”里面,其实绿色很重要,因为“一带一路”最终主要的议题就是基础设施融资,基础设施融资里面有绿色,我今天不讲绿色,讲基础设施融资的话我们协会在2015年时候出版了欧洲的基础设施融资指引, 2016年我们出版了亚洲的基础设施(融资)指引。基础设施融资在全球都是一个课题,包括在美国。大家看国外的地铁,跟国内地铁区别很大,非常老旧,很多基础设施要更新。基础设施融资是 “一带一路”里面的非常大的一块布局。在这里面评级机构要发挥作用非常大,因为总的一个市场导向是希望通过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来解决基础设施融资难的问题。因为银行贷款有期限错配,也有其他错配的问题。同时资本市场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很多基础设施融资,有可能政府来主导招投标,在招投标的时候要有一个价格,但是在资本市场大家知道一个债券品种到定价时候才知道这个价格,所以这个困难点导致很多的招投标的时候把资本市场这个选项排除了。如果说债券融资的话,评级机构在定价方面要发挥很大的作用。要对国别风险,建设主体风险还有项目本身风险进行量化和定价。政府部门和这些搞基础设施的公司间主要的一个问题是风险如何分配,分配要公平。第一要求评级机构把风险细化,每一个项目每一个证券品种有哪些风险。第二我们再来谈这些风险应该由谁来承担,都通过投资人去负担的话是不公平的,所以说应该由谁把风险消化也是很重要的议题。我相信在座各位在亚洲各个评级机构里,能发挥的作用很大。因为刚才也说到了,每个国家的风险和基础设施状况都不太一样,亚洲各国之间的区别很大,有中国这样的大国,也有非常小的国家。因而在评级领域里面,各个机构的协作,更好的把这个风险披露,对于投资者消化风险、引导其来资本市场投资非常重要的。亚洲信用评级体系建设再来说亚洲本身信用评级体系的建设。近十年有非常大的变化,那就是亚太区在世界格局中的重要性大幅提升。大概20年前,就是1997、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所有的外资机构,特别是美资或欧资的银行和律所要在香港设立办公室时,没有人主动会来香港,通常是看到你是一个亚洲面孔就派你去,大家是很不情愿的。到了今天则完全反过来了,公司会要求你只有会亚洲某一个国家的语言才能来亚太区,否则没有这个资格。所以亚洲整个是非常热的,包括亚洲资本市场也特别活跃。比如,我们看到绿债市场,中国从零到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绿债市场只花了一年不到的时间。其他的债券市场也都非常活跃,我们在香港看到有很多的债券品种原来是要按照美国规则发行,为什么?因为美国市场绕不过去,但现在的情况是有很多在亚洲已经可以自己消化了,不需要推出去。在路演的时候,从香港到新加坡,或者有可能到东京,基本上就把整个债券已经消化了,消化能力也是非常强的。对评级机构来说背靠的就是投资人,对于全球三大评级机构而言,最自豪是背后的这些投资人对其的认可程度。同样中资评级机构也应该培育认可自己的投资人群体,特别是中资机构。我们所有的中资金融机构的体量来说完全不比世界任何其他国家要小,特别是我们银行、资管公司、基金,其实这个量来说也很大,投资了各式各样的证券的品种。所以它其实已经可以消化比较复杂的一些产品。评级机构怎么去服务投资人?比如说全球三大评级机构,它们已经不叫评级机构了,虽然做的仍然是评级机构的事,但公司名称已经变成“穆迪投资服务公司”之类的了。我觉得比较欣喜的是我们中资评级机构也发生了很多变化,第一个拥抱世界这个平台,包括亚洲的,包括世界的,包括充分利用我们国际资本市场协会的平台; 第二我们很多机构也转型投资人服务,联合评级邵总也在这儿,东方金诚也有投资人服务部,大家都已经开始有这个意识。我们怎么来做一个国际评级机构,不是我们在境外设一个点、设一个办事处就能解决的,很多的理念也要有一体化的过程。不仅为中国的机构或者本地机构服务,也应服务于很多外资机构。从他的出发点去想这个问题。比如有的事情,对中资机构来说不是一个风险,但对于外资机构来说就是一个风险。我们中银国际代表提到了债券差异,这个差异里面有很多,我举一个最简单例子。我们国内评级里面所有资产标的是在国内的,对国内机构来说追索资产在司法管辖区相对来说是方便的。但如果作为一个境外机构,如他的资产标地都在境内,他去追索,从司法程序来说非常困难的。我们看汉能发电就知道,对香港的证监机构来说能够用的选项很有限,怎么通过一个司法管辖的合作去追索它,这是有困难的。所以评级既要从自己自身的出发点,更重要的是要从外部其他投资人出发点共同去考量。由于这个时间关系,我就先分享这几方面的信息,谢谢大家。


中银国际董事总经理卞方在讨论会中发言。

卞方:尊敬的罗董事长、尊敬的各位嘉宾,非常感谢邀请中银国际来参加这次的峰会,我是中银国际卞方,我是负责境外发债业务。

  我们发债业务主要是为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发行人在海外进行投资和进行融资提供服务的。

  对于境外债券资本市场,我是这个市场的直接参与者。作为投行,通过参加这次研讨会,给我这样几个启发:

启发一:中资企业境外发债迅速增加

去年中国在境外债券市场,中资企业包括香港当地的企业境外发行债券总额差不多1040亿美元,到今年上半年已经超过去年的同期的10%了。越来越多的中国的企业,越来越多的与中国业务相关的境外的发行体在海外发行美元债券。使得这个市场也是不断发展和壮大。

这主要得益于这几个方面:第一个是我们国家的走出去发展战略,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发行者在海外发行美元债券进行融资。第二个是人民币国际化,更多的机构在境外参与境外人民币债券的发行。而我国的“一带一路”的倡议,也会使境外的债券资本市场发展的更加完善。所以我们从市场参与者来看,我相信未来这个市场的发展会更加的广阔和有深度。

启发二:境外发债一定要有评级,国内外评级差异巨大。

在我们参与债券发行时候,我们深深体会到,尤其中国境内发行体到海外发行者时在评级上国际评级和中国的评级是有很大的差异。很简单的说,比如说中国境内的评级是AA的评级,按照境外的评级可能是BB,或者BB-,这不是一个投资级别的发行。这说明无论是方法论也好,还是计算的模式也好,模型也好,确实有差异的。这有可能是对中国行业、中国经济形势的看法不一致造成这样的评级差异。

启发三:采用当地的评级是对投资人认可的培育的过程。

对于评级未来的发展,更多的是对投资人一个教育和熟悉的过程。我们在为中国大陆的中资企业在海外发行过程中,我们更多的是接触到海外投资者,如果没有评级他们不可以投资的。所以接受一个新方法论的评级,或者是接受一个新亚洲的机构评级,我觉得这个投资人教育是有很大的意义。

通过参加这个会议,我觉得这是我们共同的一个目标和任务。一方面作为一个投资银行来讲,或者作为一个中介机构,我们把更多有潜力的不同潜质发行人推到市场去,我们希望有更多评级机构来参与这样一个发行过程中来,形成一个共同认识。

同时我们还要共同努力推动投资者来接受这样一个评级标准。只有发行人、评级机构、投资者和投资银行几方共同的努力,我们才可以形成所谓的亚洲发行市场。

据统计,每次境外债券发行,发行比例80%都在亚洲,无论是亚洲发行人也好,还是亚洲投资人也好,在这个市场上发挥重大的作用。

最后,我希望中银国际的发债业务能有更多的机会,跟罗光董事长,跟各位嘉宾多合作,来共同参与,共同打造这个市场。谢谢大家。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良堆作主题演讲。

中国债券市场基本情况

徐良堆:今天我就介绍一下我们债券市场的总体结构,具体介绍中国债券市场和系统建设的情况。

整体情况

中国债券市场经过这20多年的发展,确实取得了一个比较大的发展,现在已经成为亚洲第二、世界第三大债券市场,亚洲第一大信用债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债券存量近57万亿,其中信用债是21.5万亿左右。在银行间市场现在有一万六千多个投资者。在登记托管方面,我们采用的是直接持有的、一级托管的模式,这在国际上是比先进的一种模式,是我国债券市场的特色,也是我国债券市场平稳、安全的运行的基础。

债券市场国际化

债券市场对外开放,这几年以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截止到2016年底,在中央结算公司开户的境外投资者有472家,包括境外央行、人民币清算银行、人民币清算参加银行、RQIFI等,持有债券近8000亿元。

债券市场的国际化还包括我们企业走出去发债,在这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按照发改委的统计口径,2015和2016年我们的中资企业在境外发行的债券分别是1070亿美元和1270亿美元,按人民币计量存量已经已超万亿。我国债券市场的双向开放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在债券市场的职能和作用

接下来,我要介绍中央结算公司,作为我国金融市场核心的基础设施,发挥怎样的一个作用。首先它是我们债券市场基础的运行平台,它为债券市场提供从登记、托管、结算、兑付付息等全方位的服务,在整个债券市场服务链方面,中央结算公司在国际同类中央托管机构(CSD)也是国内CSD中最完整的。

第二,中央结算公司是我国债券市场发行定价平台。从1998年中央结算公司开始运行国债统一发行系统以来,一直为包括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券、金融债、地方政府债、企业债券、ABS等各类债券提供统一招投标定价和簿记建档定价服务。过去18年以来,中央结算公司累计发行总额超过100万亿元。

第三,中央结算公司也是一个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施平台。货币政策方面,人民银行的公开市场操作,包括央行债券回购,央票发行以及新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如中期借贷便利、常备借贷便利等都是通过中央结算公司这样一个平台进行操作的。财政政策实施方面,除了国债发行,还有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四个计划单列市的地方财政国库资金管理,也都是通过中央结算公司这个平台来进行运行的。

第四,中央结算公司是债券二级市场固定收益证券的定价平台。中央结算公司从15年以前就开始为中国固定收益证券提供估值服务,并编制债券收益类曲线。中债估值已成为中国金融市场重要的定价参考,像银行业理财产品、证券投资基金、证券公司资管计划等各类金融产品定价的一个基础。同时财政部、人民银行的网站也公布了由中债公司编制的一系列中债指数。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人民币加入SDR以后,中债公司所编制的三个月国库券收益率曲线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定为人民币的参考利率。去年年前,中债公司发布了全球首条绿色债券指数和气候债券指数,为绿色金融、绿色债券的市场发展,提供一个很好的定价基础。

第五,中央结算公司也是金融市场风险管理平台。2008年开始用了五年时间打造了全球先进的担保品管理服务系统,2013年投入运行,截止到去年底我们担保品的管理余额超过了12万亿人民币的债券,是全球最大担保品的管理服务平台。为监管部门宏观政策的实施、为金融市场、为投资者提供高效、安全、自动化的风险管理工具。通过中央结算公司担保品管理服务系统提供服务的有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业务、大额支付系统自动质押融资业务、小额支付系统质押额度管理业务、地方政府国库现金管理、外管局储备资产运行业务、社会保险班长资金运用、债券冲抵期货交易保证金、债券冲抵黄金交易保证金等。

第六,中央结算公司债券市场对外开放的一个平台。前面我也介绍过了,截止到去年底有470多家境外机构在中央结算公司开户,债券投资余额近8000亿。去年债券市场开放又有了一个新的支点,那就是上海自贸区债券。上海财政局通过中央结算公司发行系统在上海自贸区发行了首单自贸区债券,中央结算公司的债券登记托管结算服务业延伸到上海自贸区。

第七,我们也是不同金融产品的一个登记平台。根据相应的监管部门授权和委托,中央结算公司还提供信贷资产转让的登记和结算服务、银行理财产品登记托管服务和信托产品的登记服务。为此我们控股设立了银行业信贷资产流转登记中心、银行业理财产品登记中心,中国信托登记中心三个全资或控股子公司。这些金融产品的统一登记托管,为监管为安全运行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数据保障。

以上就是我要今天给大家汇报的内容,最后我预祝峰会取得圆满的成功。

 

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宗良作主题演讲。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非常荣幸参加首届亚洲信用评级机构CEO峰会,在这里我衷心的感谢徐总裁、罗董事长,还有亚评协主席Mr.Faheem Ahmad先生。借此机会我重点就亚洲债券市场发展前景及评级业合作相关五个方面的问题,跟大家交流看法。

亚洲债券市场发展前景广阔

第一个方面的观点是亚洲债券市场发展前景广阔。我们看当今世界的话,全球经济在回暖,全球经济回暖推动债券市场一定回暖,同时我们还看到全球经济重心正在向亚太转移,亚太这个地方应该是未来全球的最热点地区,全球的热点地区里面投融资应该是一个最活跃的领域。

在这个过程中间,2016年人民币加入了SDR。人民币加入SDR为亚洲债券市场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计价货币选择。我们看到未来十年很有可能达到至少有一万亿美元的巨大市场空间。这个巨大空间都需要评级,所以评级的业务空间也非常大。“一带一路”倡议带来了巨大的投融资需求,同时我们看到债券通今年也将要开启了,这为债券市场开辟新的格局,将内外市场打通,像熊猫债,香港市场的点心债,人民币债券市场将取得快速的发展,这是第一个大的方面观点。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将助推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

第二个方面观点想说的就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将助推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我们看到“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于5月开幕,预计“一带一路”建设将进入了新的快速发展阶段。这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必然伴随着大量的投融资需求,而债券又是这个投融资需求实现的重要保障,肯定带来大量的评级业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在亚洲区域内,咱们域内发债券,多数都是发美元,这不对,一定得发域内货币,慢慢发挥作用,这才是合理的。域内发的话利用外部评级也不对,咱们做点什么事让别人搀和肯定不行,域内的机构对当地最了解,所以一定要有域内的机构来参与。

深化人民币离岸在岸市场,这里面包括债券市场,同时在这里面我们要做的工作主要是为了促进亚洲金融设施的建设和实体经济的发展,最终强化亚洲地区金融市场的整体的抗风险能力。这是第二个方面的观点。这里举个债券实例,实实在在的债券,这是2015年中国银行发的一个债券,既是一个“一带一路”债券,也是一个国际债券,同时也是一个亚洲债券,因为发的时候有四种货币,总量40亿美元,量很大,有美元、欧元、人民币,还有新元,各个货币都有作用,美元地位特殊;欧元区与亚投行有关,或者说“一带一路”联接着欧元区,也要有欧元;有人民币是人民币国际化的角度,新元有着亚洲市场合作角度。还有中国银行最近发的另外一批债,美元、欧元、人民币加澳元,连在一起量都很大,都需要评级来发挥作用。

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为信用评级业务带来了巨大的机遇

第三个方面就是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为信用评级业带来巨大的机遇。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刚才数据已经显示了巨大的机遇,同时各个市场对信用评级的有效需求会不断的增加,亚洲信用评级机构面临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同时这个评级业对于当地的情况比较了解,理应参与相应的评级。同时我们发现在新时期新型债券发展得很快,像绿色债券,现在中国是全球绿色债券发行最大的国家,这么一来的话,绿色债券评级是谁都不熟,规则和标准都不清楚,谁在这块熟呢?亚洲评级机构未来可以在这一块蓝海领域,还有相应的规则和标准的制定中间发挥重要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看到“一带一路”也会涉及到国别风险的问题,罗董事长他们在这方面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我了解到他们将在明天的系统性风险国际研讨会发布“一带一路沿线区域主权信用报告”,这一块也会提供重要的支持。

亚洲债券市场发展和创新给评级业提出了新的要求

第四个方面是亚洲债券市场发展、创新给评级业提出了新的要求。不光是带来机遇也给你提了很多要求。这个要求是希望亚洲评级业能在未来基础上,不让三大评级机构独占话语权,全球三大评级机构虽说是国际评级机构,其实主要还是美国的评级机构。因而亚洲应该在未来争取一定的话语权,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推动评级的多边合作,还有亚洲评级体系建设,助推亚洲金融体系合作,互联互通。这个标准也要求有一些变化,现在三大评级机构的标准,用的好多标准里面加了好多带有政治性的标准,比如是不是市场经济制度,是不是货币完全可兑换等等,不少与能不能还款没多大必然关系。这种标准必须改变,要建立公平、公正的标准,这样才能打造一个好的亚洲债券市场。

加强合作打造信用评级业新高地

第五个方面,加强合作打造亚洲信用评级业新高地。从总体来看,整个亚洲信用评级机构,规模还小,咱们能介入的业务比较少。这个时候要想发展,必须靠合作,只有合作才能够打造亚洲信用评级业的高地。在这个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我们需要区域内能够统一评级标准,实现评级业信息互通、数据交换和共享,同时在加强信用评级机构的跨境交流与合作,共享业务发展机会。尤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间,需要大量投融资,咱们争取都要由亚洲的评级机构能够相应的参与。

我们期待亚洲的信用评级机构能够立足亚洲,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信用评级机构,为全球资本在亚洲汇集提供全方位的综合服务。

最后预祝本届论坛取得圆满成功,今天应该是一个良好的开始,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谢谢大家。

亚洲信用评级协会会员代表及嘉宾参与讨论。

金永授:下面我们进入自由讨论环节。我们今天参会的各位嘉宾可以就刚才这个话题发表自己的意见。我们这边有麦克,如果谁想发言的话可以举一下手,工作人员会把麦克交给发言者。

Vivek Vasant Rao Kulkarni:我是印度的会员,首先这是非常富有成效的峰会,尤其感谢东方金诚提供这么好的服务,组织这样的会议。所以我们要利用这样的平台进行坦诚的交流,通过这样的峰会和论坛可以获得很多信息,我们非常高兴今天这样的会议顺利的举行。我们收获很大,罗董也介绍了关于八项倡议,我非常支持。对于我们亚评协来说,这些建议我们都会充分考虑,这些是非常有益的建议和倡议。这样的峰会是非常有意义的,作为亚评协的会员,我们从中受益很大。通过明天的会议,我们还会有更多的探讨,比如说谁来承担风险,是信用评级机构,还是托管机构,还是信用增进方等等一些具体的问题。非常感谢今天举办这样的会议,非常重要。

李美铃:我是中华信评的代表,来自台湾。我刚刚听到了与会人员都有提到,我们整个债券市场的发债、境外发债都是非常活跃。但是目前因为法规的关系,我们能进入到大陆市场只能通过合资公司的方式。设立一个合资公司要花非常多的时间,如果说可以让我们的信评公司直接进来参与大陆市场的运作,有了方法论和模型,大家可以有交流,也可以提供不同的评级标准给市场参与者做参考。

罗光:据我们了解的情况,去年年底的时候,国务院有一个会议决定已经开放了这个市场,什么时候出台具体实施细则可能要等一段时间,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应该可以咨询一下。

李美铃:其实我觉得应该有一些配套措施,两个A的门槛是不是做一些调整。就是说可能不要设两个A的,因为每一家(监管机构)定出来标准可能不一样,这样可以让市场更自由化。

罗光:关于国内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大概有五家左右。人民银行征信局作为评级机构监管的主要机构。然后各个业务准入上也有一些监管的机构,比如说证监会、发改委,分别对某一些业务的准入有一些要求。发改委管的是企业债,企业债和各种收益债等。证监会管的是交易所市场发行的公司债和资产证券化。人民银行及交易商协会监管银行间债券市场。

李聚合:国内对评级是一个多头管理的一个局面。但是总的来说,特别是评级机构之间开展业务的这种开放的政策,可能还是要多部门协商确定。可能最终还是要有一个更高层次的决策。但是我个人认为李总提出来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建议。

Mr.Faheem Ahmad:你们的建议就是关于评级要看监管环境。我们都要暴露于这个环境。所以我建议,我们要吸引更多的CEO参加,他们可以牵头开展业务相关的工作,委员会要选择一些感兴趣的进行推广。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起点,我们奠定了基础,还可以吸纳很多建议,这样我们亚评协可以从比较务实的角度来起步开展具体的工作。

仲川聪:我是日本的评级机构的,非常感谢。我们准备重建投资者对我们信用评级的信心和信任。罗董事长给的建议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都应该达到他所提议的目标,但是这需要时间。为了得到投资者的认可,我们应该是非常努力工作的,特别是我们有很多的信用评级机构,在不同的国家工作,所以这是需要时间的。

同时可能会有一些务实的解决办法,各家信用评级机构可以共同建立起一个服务投资者的网络。比方说如果中国银行想在不同的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马来西亚、泰国等地发行债券的话,可以在亚洲信用评级机构协会当中寻求评级机构进行评级,我们在这里有20个代表,29家评级机构。

我有一个问题要问卞总,如果您是在印度、巴基斯坦发行债券的话,您如何应对这种情况,您是由不同的信用评级机构让他们进行信用评级吗,怎么样让您的发行流程效率更高呢,您有没有这方面的想法,如果有的话请告诉我们。

卞方:我想说我确实刚做完BOC(中国银行)的一个发行,地域包括了南非,从南非发了一个15亿的人民币的债券,那是第一支在非洲发行的人民币的债券。我们在欧洲发了美元的债券,在亚洲香港做一个全球发行人,在新加坡我们作为全球发行人也发过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发行过程当中,围绕着“一带一路”,就是中国银行发展的很重要的一个战略。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采用的发行只是按照国际的标准发行,这个发行我们的评级一定是按照一个国际的目前采用的方法,我们采用了三家的评级机构,一个是主体的评级,我们还有一个债项发行。由于不同地区的发行人,采用不同地区的评级机构,根本的原因就是刚才我们大家也提到,其实我最想提到的就是投资者的认同。因为投资者在投资任何一个发行的债券的时候,他只看到了三家的评级机构做出的评级。所以这就是目前我作为一个市场的参与者来看到的这样一个做的方法。

李美铃:您刚刚所提到的投资人,可不可以说明一下大概是怎么样的投资人?

卞方:债券投资人,就是这么几大类,一类我们叫做机构投资者,里面包括了银行、保险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另外一类还有一个对冲基金,还有一些私人银行,他们是这个市场上的最主要的投资者。谢谢。

Vivek Vasant Rao Kulkarni:我有一个问题,想象一下中国银行作为发行人,我们来假定一下你是在亚洲发行,而不是在非洲发行。我们还要考虑一下它的环境,我们考虑一下评级机构,中国银行是不是还要请穆迪这样的国际信用评级机构进行评级呢。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比方说让中国银行加强和亚洲评级机构合作。

卞方:评级在现在市场的做法,不是按地域来划分的,即使三大评级机构,实际上是因为他们有不同的地区他都有自己的办公室,有他自己的专家来看不同的区域的发行人。比如他们看中国的发行体,他们评级的团队,是在北京或者在香港。所以我想第一个不是以区域来区别他的评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想给大家一个建议,如果是就像您说的,投资人在亚洲,但是是不是要一个专门的亚洲的评级机构来做评级呢。有可能,但该机构必须得到亚洲投资人的认同才可以。但是这个认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亚洲的投资人,所以虽然他投资亚洲,虽然钱在亚洲,但是不一定他的理念上也接受一个亚洲的评级机构。

我是投资银行,我如果是要推动这件事,或者参与这件事,我们可以做一个这样的尝试。找一个认同亚洲评级机构的投资者,我们可以找一个被投资者认同的一个发行人,我们找一个熟悉亚洲发行债券机构的承销人,我们可以共同的推进这事情。谢谢。

徐玉长:我有一个问题,刚刚张先生提出来,穆迪正在向投资者服务的方向上走,我想问一下,是否投资人只关注信用评级,会不会逐步转向关注于投资的综合信息服务,就是涉及到投资的相关综合信息,比如说某一个国家去投资一个项目,是否需要政治、经济、社会方方面面的综合信息服务,而不仅仅依靠评级,有没有这个趋势。

张顺荣:这个有两方面,我们证券市场它是一个非常规范化的一体化市场,它有一个既定的体制了,这么多年国际市场非常成熟了。您说的是另外一个方面,叫直投,如果投资个别的,包括说我们比如说一些我们所谓叫私募的,或者直投的一些项目,当然关注信息,那个时候评级根本就不是一个必需品。信息现在有很多提供方,所有的外资机构在国内都有点,包括像路透社有很多信息源,国内是WIND,它是相对来说比较全的,那么他关注的方面肯定有很多。

回到资本市场的话,评级是最基本的,就是说一般来说,投资银行会有一个专门的团队,特别是外资行都有一个专门的团队,为了包装这些发行人更好的跟评级机构打交道,使这个评级更加的可以提升一些,因为这个东西很关键,证券市场和一般的单独项目是区分开的,从信息这个角度来说。

卞方:我从投行角度来说关注综合信息,我们每一年都有排名,这个排名有两类排名,其实他们都是综合信息的。我在亚洲,我是排名第一的,做中国和香港我是排名第一。我觉得作为一个市场参与者来讲,我对于这样的综合信息非常重视,您如果是能更加的全面的,更加深入的来参与市场,得到市场的认可,将来我是希望我的排名是您给的,而您给的结果得到了所有投资人,所有的市场的认可,我觉得那个时候您的综合服务信息其实就更加完善了。谢谢。

Vivek Vasant Rao Kulkarni:我对于中国银行再稍微提一个小问题,我期待着您能够接受。我刚才所提到问题,开始我们应该有一个小的开始,先选两个评级机构,一个是国际上认可的评级机构,另外是亚洲的信用评级机构,慢慢的我们的亚洲评级机构展现出来,这是很好的开始吗。

卞方:我想这个可能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最重要一个基础,是不是一大带一小的问题。但是一大带一小的问题,我也在这里面澄清一个概念。作为中国的发行主体,我就带着罗董事长再加上一个大的,或者是3+1,或者2+1,或者1+1这样,不管是什么模式。那是不是每一个国家带他每一个自己的本土评级机构呢,投资者可能认同罗董事长,也可能不认同其他的人呢。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一个评级机构,也是需要讨论的问题。

罗光:我是想给张总那边提一个建议。我们有没有可能我们几方联合搞一个研讨会,把刚才讨论问题做一次或者N次的探讨。能不能采用1+1,就是你刚刚说的,一大加一小,一个是三大,再加一个本土,比如说我这个企业是我中国的,你将来有没有可能是三大之一加一个中国的,如果是巴基斯坦的,能不能三大加一个巴基斯坦的。这个其实从我们评级机构角度来讲是很有意义的。不同的国家可能有的时候,这个企业出去面临不同的一个风险。我中国的企业,在伦敦的风险和在国内的风险不一样的,因为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政治的因素,外汇管制的因素等等。

所以本土的评级机构,实际上他们还是有参考价值。如果说有机会,我们开研讨会去深入的讨论这个问题,慢慢的可能投资者就会明白是这么一回事,张总那边有没有可能去组织,一次不够,两次,两次不够三次,就焦点讨论这个问题。

张顺荣:我们很愿意,我表一个态。我觉得现在有一个趋势,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不一样,因为中国体量特别大,而且机构其实活跃度很高了,比如说近期包括房地产公司和城投的平台在香港发债挺多的。我不敢说是一个趋势,但至少可以见到,一方面因为投资人本身它是分类别的,有一些是国际投资人,有一些是中资投资人,从发行角度来说有可能因为成本原因或其他原因,现在有的市场里面可以看到有一个三大国际评级机构再加一个中资的评级公司评级可以在香港发债了。其实这样的现象存在的,或者说将来我觉得也是会存在的,跟其他不一样。中资评级机构有他独特的优势,因为背靠很多中资评级机构的投资人在这儿,中资发行债券都是中资投资人吃下来的。他们认可中国评级机构的报告,这一点问题都没有

那么我回应一下前面说评级报告。其实没有好和坏之分。现在因为三大有他的权威性在,但我们现在也逐渐知道了比如说现在亚洲评级协会成员也在做债券评级。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债券是充分跨境的,它不像股票,股票在交易所上市,不是纳斯达克就是纽交所或者上交所、深交所,但是债券是场外的,而且是真正跨境的。不可能有一个国家吃下来,肯定是一个跨境的布局。

现在对于小的评级公司,我有一个大胆的的想法。三大评级机构现在布局很广泛,在各市场里面都有很成熟的体系。对于本土评级机构来说来说,可以参照律所来应对跨境的服务需求,我是律师出身,律所会形成一个联盟,因为跨境业务越来越多,会跟每个国家的不同的律所形成一个联盟,以后有可能是挂一同一个牌子提供服务,互相之间还有一个分享,然后说有一个相对联合的一个评级。他不是东方金诚,或者巴基斯坦其他评级公司,是你们共同出的评级报告。这对于你们的生存空间是有可能改善的,现在发行人不可能通过额外的成本到巴基斯坦发行债券还去巴基斯坦买一个评级报告。肯定要搞跨境的,怎么解决,你们要连为一体,然后形成一个共同的东西,那个时候如果在共同市场里面,把这些债券品种投资人完全吃下,你们自己投资人完全可以信服这个报告,你们价值就有了。我只是一个刚刚听了大家我们说这个矛盾的所在时候,我是突发奇想,因为我想到律所这种联盟的性质,供大家一个参考。

罗光: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我向主席和秘书长提一个建议,咱们今年或者是明年能不能跟国际资本市场协会联合搞一次活动,推动国际投资者对评级机构联合体的认可。

卞方:我还再给您提醒一下,因为我做了20年发债市场的投行。两个评级出来以后,如果出现了不同,如果是投资人,通常会倾向于接受一个最低的,这会给发行人带来成本上的提高。我的投资人选择这个最低评级的时候,对于发行人来讲,他的成本无形中提高的,也要考虑他的问题,我想各位在讨论过程中应该注意这个问题。

Mr.SantiagoF.DumlaoJr.:我想我们都要看一下相关的业绩,比如说评级机构他们的业绩,这是非常重要的。

Mr.Faheem Ahmad:我们亚评协要发行我们的出版物,刚才我们也谈到了,我们进行这样的工作要与相关机构展开竞争。

金永授:由于时间关系,讨论会到此结束。谢谢各位专家和各位代表的精彩发言,我们在这个环节对亚洲评级行业发展与合作,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讨论。我个人感觉亚洲信用合作,不是亚洲信用评级机构间沟通友谊的茶话会,而是实实在在的市场需求。对于信用评级机构来说,也是不得不抓住的机会,下面有请Mr.Faheem Ahmad主席为此次峰会做一个总结,大家欢迎。

Mr.Faheem Ahmad:非常高兴,非常期待着明天的研讨会,我们会有更多的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

金永授:本次会议议程全部结束,再次感谢大家。

首届亚洲信用评级机构CEO峰会暨系统性风险国际研讨会
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CEO金永授
介绍
主讲嘉宾。
       金永授:尊敬的陈洪宛司长,陈全生参事,Mr.Faheem Ahmad主席和Mr.Santiago F.Dumlao,Jr.秘书长,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同仁大家上午好。我是东方金诚总经理金永授,根据会议安排,由我来担任上午的主持人,今天的会议是东方金诚和亚洲信用评级协会联合举办的,是亚洲信用评级机构CEO峰会的组成部分,主题是研讨和防范系统性风险,尤其是在跨国贸易、投资和资金融通中最有可能面临的系统性风险。

       今天的会议得到了国家发改委、人民银行、证监会的指导,以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中国银行、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的大力支持。下面请允许我介绍参加本次会议的嘉宾,国内政府监管部门和协会嘉宾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金融司副司长陈洪宛、国务院参事陈全生、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副秘书长陈春艳、保险资产管理协会创新发展部副总监褚凌川、安徽省金融办主任戴立强、德阳市副市长来易民、河北省国资委和发改委的代表。国内发言嘉宾有乐视金融CEO王永利、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良堆、商务部前投资促进局局长和外资管理司司长刘作章、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王稳、原中国银行马尼拉分行副行长曾峻。另外,还有担保机构、证券公司、高校等200余家单位参会,国内媒体嘉宾有新华社、中国金融信息网、金融时报、证券时报、中国改革报、经济观察报、中国信用杂志、债券杂志、每日经济新闻、新浪财经、和讯网等30余家媒体代表。参加今天会议的亚评协成员嘉宾有Mr.Faheem Ahmad主席、Mr.Santiago F.Dumlao,Jr.秘书长、日本信用评级机构亚洲特别代表Mr.Satoshi Nakagawa、土耳其评级公司副总裁Mr. Rafi Karagol等理事会成员,以及联合资信、远东等10余家会员单位代表,亚评协邀请嘉宾有亚洲开发银行高级顾问Mr.Noritaka Akamatsu、国际协力银行国家信用部主任Mr.Yo Kikuchi先生,在此对大家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下面会议进入大会致辞环节,第一位致辞嘉宾我们邀请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金融司副司长陈洪宛先生。发改委是“一带一路”倡议和推进亚洲信用体系的核心部委之一,此次会议筹备过程中,东方金诚得到了国家发改委主任财经司陈洪宛司长支持,在此我特别表示感谢,有请陈洪宛司长,大家欢迎。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金融司副司长
陈洪宛致欢迎词。

4月20日首届“亚洲信用评级机构CEO峰会暨系统性风险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本次会议旨在交流探讨亚洲信用体系建设和亚洲评级行业发展,由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与亚洲信用评级协会联合主办。 

国家发改委财金司副司长陈洪宛在致辞中表示,中国将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合作架构。随着亚洲各国经贸往来、资金融通的合作日益紧密,打破固有分化格局,打破跨国信息不对称,构建稳定可靠、属于亚洲自己的信用体系已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推进亚洲信用体系建设,已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深化亚洲区域合作的重点方向。信用体系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亚洲作为当今世界经济体中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亟待建立亚洲国家普遍认可的信用体系,规范市场秩序,防范信用风险,提高信用话语权,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

“国家发改委作为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牵头部门之一,在积极推进国内信用体系建设的同时,愿意与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有关主管部门、市场机构以及有关国际组织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不断推进亚洲信用体系建设。”陈洪宛进一步解释道。

一是建立合作机制与合作联盟。亚洲国家和地区政府、信用服务机构、社会组织间应建立多层次的信用合作沟通交流机制,增进合作互信,达成合作共识。积极推动成立亚洲信用体系建设合作联盟,共同制定信用合作实施措施,整合开发信用信息资源,促进成果共享。

二是建立信用相关法律制度研讨机制。通过不断深化法律制度研究,推动亚洲国家在信用法律法规、征信机构监管、数据标准规范、文化观念方面的趋同。特别是在法规制度建设中,应相互学习借鉴、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和完善。

三是建立信用信息共享机制。明确政府部门、市场机构信用信息的共享条件、范围和程度等,在合法、安全的基础上,推进信用信息的跨国流动,便于判别有关市场主体信用状况,防范信用风险,服务跨国经贸和投融资活动的信用信息需求。

四是建立联合奖惩机制。建立在境外投资的国内企业和外来投资的国外企业的有关信用记录,对严重违法失信市场主体建立“黑名单”。梳理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明确的惩戒事项,建立严重违法失信联合惩戒措施清单。通过共享获取“黑名单”信息,各国联合将其列为重点监管对象,依法依规实施惩戒措施。

五是加强信用服务机构的跨国合作。信用服务机构在信用体系建设中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各国应注重培育发展征信、评级等信用服务机构,鼓励各国信用服务机构加强有效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以市场化方式增进信用信息互通和信用产品互认。 

陈洪宛强调,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促进资源优化和高效配置,便于识别贸易和投资风险,需要建立科学、公正的世界信用体系。亚洲信用体系作为世界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建设既面临挑战也充满机遇,需要各国奉献智慧和力量共同合力打造。

国务院参事陈全生致欢迎词。

金永授:谢谢陈司长的精彩发言,陈司长从“一带一路”和亚洲信用合作的角度对防范系性风险提出了解决思路,对我们很有启发,下面第二位致辞嘉宾,我们荣幸的请到了国务院参事陈全生先生,有请陈参事。

陈全生:非常感谢主办方给我一次和大家交流的机会。我原以为让我来讲一下对信用的看法,不知道主办方很重视,把我放在致辞阶段,所以讲的不是致辞内容,希望大家谅解。我是国务院参事,但所讲的内容只代表我自己,不代表任何机构和单位,只代表我个人,讲的正确是集体智慧结晶,讲的错误是个人才疏学浅,由我自己负责。

“一带一路”建设非常需要信用评级体系的建设,这是我之所以愿意来参加这个会的主要原因。“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是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等。“一带一路”国家对于基础设施建设有着巨大的需求,但是这些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拿不出这么多钱,也没有这么高的国内储蓄,不能解决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要的资金。这是一个现实,这也是一个困难,所以我们要搞经济共同体,得把这个问题解决好。搞好基础设施建设,才能互联互通。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预测,未来十年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需要8.22万亿美元,每年需要投入8000多亿美元进行建设。那么多资金要怎么来筹集呢?基础设施建设的最大的特征:一投资量大,二回报稳定,三回报期长。因此有关信贷人的信用评价,必须提上日程,基础设施建设肯定得用银行的钱,为保证贷款的安全必须要对企业的信用进行评级,对证券信用进行评级,对国家主权信用进行评级。信用评级的重要意义就更加突出起来。目前各国都有各国的信用管理体系,但既然我们要搞命运共同体,我们就要大合唱,不是独唱,所以就要步调一致,不能你唱这个调他唱那个调。所以开这么一次大会非常好,使得评级的各个有关单位,有关企业大家坐在一起,沟通思想、统一认识,非常及时。借这个机会,我讲讲我对信用的看法,也是作为一种互相交流。

信用有两种,一种是传统意义上的“信用”,一种是现代经济中的“信用”,两者是既相同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两者相同的地方,就是都要遵守诺言,都要以诚待人,以诚取信。但也有区别。传统的信用,是说话算话,一诺千金、一言九鼎,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这是古人的一种美德,是自古为人传颂的社会美德,不仅为立身处世之本,也被用来治国安邦。它属意识形态范畴,经济意义不多,信用信用,就是“人言有用”,就是说话算话。而现代经济生活中的“信用”,则指一种经济资源,且是可数量化、具有经济价值的资源。现代经济生活中,有钱不一定有信用,但有信用一定有钱。通俗地说,现代经济的信用,就是说话算钱。现代经济的信用,是资金、是资源、是财富。

在中国来讲,信用应该有上千年的历史,古人云,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则衰。但现代经济中的信用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管理体系,信用征集、信用评级、信用咨询服务成为专门的行业,信用报告成为可以买卖的商品,却只有150160年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成立的第一家信用公司也不过20多年的历史。我大约是1992年从审批第一家信用公司开始接触和研究信用的。那时,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就是契约经济、合同经济,搞经济,做生意,就要履行契约,执行合同。但是经济生活中就是有不履行契约的,就是有完不成合同的,怎么办?就得制裁,就得惩罚。

在制裁惩罚的过程中,人民发现失信行为有两种,一种是不法的失信行为,如欺骗诈骗,这绝对是失信,这就是不法的失信。还有一大批,甚至90-95%的失信都属于不良的失信行为。所谓不良,就是还没有达到违法的程度。如我没还给你钱,不是我不想还给你钱,而是他没还给我钱,他也不是不想还给我钱,而是另一个他没还给他钱,你怎么惩罚我?还有,不是我不愿意提供合格产品,而是我的设备太陈旧了;不是我不按期给你交货,而是运输道路出了问题,或是我的上家企业没有按期给我供应零部件等等。这些不良的失信行为,不惩罚,契约无法履行,合同无法完成,而要惩罚,如果把这些内容都纳入到法律条文中,法律文本得多厚?执法的成本得多高?

因此,在这种两难的情况之下,聪明的人类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建立信用体系,用信用体系惩治那些不良的失信行为。对不法的失信行为,通过司法体系,即法院、公安、检察、司法机关来惩罚,惩罚的手段就是暴力、强制力,给你带上手铐,关进监狱,监狱围墙圈住你,使你没法和人交往,失去了自由。对不良的失信行为,则通过信用体系惩处。执行惩处者是全社会所有的法人和自然人,执行的方式是非暴力,即“不交往”、“不信任”、“不理你”或“歧视你”。这些虽不具有强制性,但却具有强大的制裁和威慑力量。一旦失信,信用体系将把你对一个人的失信,通过信用体系转变成你对全社会所有人的失信,引发全社会的愤怒和制裁。

其后果是:无人与你做生意,无人给你贷款,无人为你担保,无人聘你为雇员,也无人愿被你聘用。失信者不仅在道德上受到社会谴责,经济上也受到损失,特别是损害了自身的长远利益。信用体系利用千万双社会成员的眼睛去监督,监督高效;动用社会各方面力量惩处,惩处有力。信用体系使每个社会成员对失信都望而却步,由此,契约得以履行,合同得以完成;也由此,市场行为得以规范,市场秩序得以维护。可以说,信用是高悬在人们头上的一把利剑,保护守信者,制裁失信者。建立信用体系就是建立一种社会惩罚机制,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威慑力量。

“征”,在国家层面应用在三个地方,一是征税、二是征兵、三是征信。我们必须把信用信息征集起来,然后才能建立信用体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从空间和时间两方面征集信用信息,信用信息的完整性决定信用的有效性。完整性表现为两方面:一是信息的全面性,假设我有10个信用信息,9个都很好,说我是个好人,但那剩下的1个信用信息是曾经诈骗的记录。所以,信息必须全面。某一方面良好的信用记录不能说明问题,需要全面、全方位的信用信息。二是连续性,不仅要有信用的历史记录,而且要随时补充新的信用记录。历史记录要根据信用行为的性质不同,确定不同的保存期限。当前的信用记录要按照信用行为的发生随时添加,连续不断地充实新的纪录。

我认为,“一带一路”的建设发展过程中,在信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形成一些共识,做好这方面的交流和沟通。时间关系,我就讲到这儿,谢谢诸位。

亚洲信用评级协会(ACRAA) 主席
Mr . Faheem Ahmad致开幕词。

Mr.Faheem Ahmad:谢谢金博士,陈洪宛先生、陈全生先生,我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这次会议。在北京和我们的朋友欢聚一堂,我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受到了主办方的热情招待,我要转达我对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的感谢,谢谢他们组织了这次会议。

现在我们处于地球村当中,如果是在某个地方失信了,它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2008年发生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个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不是因为经济出现的问题,而是因为在经济方面出现了很大的风险,在宏观上和微观上都有一些风险。

我们信用评级的重要性不能被忽视,所以需要一个发展良好的评级体系,我们应该要在全球层面对各个机构进行有效的信用评估,而且还要能够让这些评级结果在不同的司法体系当中在不同的国家具有可比性,这种合作变的更加重要了,而且在一些互联度非常高的金融体系中,也变的日益重要。所以我们昨天在峰会内部会议上专门就如何加强亚洲信用评级机构的合作以满足国际市场和国际投资者的需要进行了讨论。

回到失信的问题,所以我认为有的时候,尽管目前领导层做出了承诺,但是仍然会出现失信的情况,我们认为这些失信并不代表着整个行业、整个世界的情形。在过去的两年当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政治上为贸易设置了一些的壁垒,而且在过去70年中,一直有贸易壁垒和自由贸易之间的争论,美国现在也在考虑是实行自由贸易还是设立贸易壁垒,我认为在全球市场自由贸易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更多的国家会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在欧洲我认为应该有一些金融方面的自律,亚洲要尽快的解决一些国家的金融不自律的问题、缺乏透明度的问题、管理不力的问题。最后我们还要考虑反腐问题。

我认为作为一个亚洲的信用评级机构的协会,我们希望能在解决这些问题上发挥作用。谢谢。

金永授:谢谢主席先生的精彩致辞,也感谢主席先生将亚洲信用评级协会CEO峰会和此次研讨会带到北京,希望我们会议不辜负主席先生期望,为与会嘉宾带来高质量会议内容,下面进入会议介绍环节,有请亚洲信用评级协会秘书长Mr.SantiagoF.DumlaoJr.对此次会议进行简要介绍,大家欢迎。

亚洲信用评级协会(ACRAA) 秘书长
Mr . Santiago F.Dumlao,Jr. 作会议概述。

金永授:下面进入会议介绍环节,有请亚洲信用评级协会秘书长Mr. SantiagoF. DumlaoJr.对此次会议进行简要介绍,大家欢迎。

Mr.SantiagoF.DumlaoJr.:尊敬的主办方、亲爱的同行、亲爱的朋友们,早上好。在介绍我们这次会议的主题之前,我想强调一些重要的部分。2009720号到21号,亚洲开发银行召开了会议,会议强调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信用评级体系,这个评级体系是我们今天演讲的基础,也是今天演讲的框架。所以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是系统性风险。系统性风险是一个有可能发生的事件,这个事件能够引发许多经济方面的反应,或者是让人们对金融体系失去信心,可能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很多的负面效应。

通过对风险进行统计,我们认为风险会对实体经济产生重大影响,而且还会持续一段时间。系统风险的蔓延,会影响到整个的金融体系,它的产生不是一个单一因素引起的,它会引发整个金融系统的动荡。我们要减少金融危机的成本很大。我们需要用很多方法,能够实施一些在微观上切实可行的规则。所以我们为系统风险做了定义,而且得出了结论,这就是今天我们这次会议召开的目的。

我们这次会议召开,可以追溯到2008年,更早甚至到1997年到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是19977月泰铢的贬值引起的,我们在今天的会议当中也会对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作一个阐述,让人们认识到什么是系统性风险。系统性风险能够对我们的金融市场,对国内市场、区域市场和全球产生影响。我们想知道这些系统性风险的性质和来源,他们是如何积聚的,如何预防它们,或者如何减轻这些风险,而且我希望让人们能够更好的了解它们所产生的负面后果。

因为这样的系统性风险、金融风险,危机可能会爆发,所以非常重要的是决策者应该能够联合监管部门还有金融机构采取应对措施。我们需要更好的识别这样的潜在风险、系统性风险。系统性风险会给我们留下惨痛的记忆,因为我们金融机构的互通互联,市场的互通互联,经济的互联性以及政策的互通性,所以我们应该尽可能的了解、掌握更多的相关知识,做好充分的准备,充分参与相关活动,来维护金融体系。

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尽自己的努力,在这次会议上做出贡献,谢谢。

日本信用评级机构(JCR) 亚洲特别代表
Mr . Satoshi Nakagawa作主题演讲。

金永授:谢谢Mr. Santiago F. Dumlao,Jr.,下面进入主题发言,我们请到的第一位主题发言嘉宾是来自日本信用评级机构JCR的亚洲特别代表Mr. Satoshi Nakagawa(仲川聪)先生,他不仅是亚评协的副主席,也是主权评级方面的专家,对亚洲金融危机有相当深入的研究,下面有请Mr.Satoshi Nakagawa先生发言,大家欢迎。

Mr.Satoshi Nakagawa(仲川聪):

大家早上好,非常感谢东方金诚主办这次会议,非常感谢邀请我参加这次会议并做发言。我从广义上讲一讲关于系统性风险的本质,并总结一下我们应该从亚洲金融危机这一场系统性风险中应该吸取的教训,我将用13分钟的时间来给大家做介绍。

开始之前,我想说一下我们这次会议有两个目的,第一是了解系统性风险的概念,以及它对评级机构的重要性。第二个目标是简单的回顾亚洲金融危机,它是一个系统性风险的实例,我希望这个能够给后续的讨论提供很好的基础。

第一点,广义上的系统性风险讲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系统性风险,刚才秘书长讲了系统性风险没有一个固定的定义。但是总的来说,关于系统性风险,我们可以概括它的两个方面的主要特征:第一方面,风险会破坏整个金融系统的表现和运作;第二,关键因素是“冲击”,这个冲击会使金融系统各个要素之间在互联互通的系统之间传输发生影响。深入了解这个概念,主要有两个元素,第一个是脆弱性,金融系统存在脆弱性,且逐渐累积和积聚;第二个因素是触发事件,事件触发了以后,这个风险就会使脆弱性演化成危机,甚至会导致整个金融系统遭到破坏。所以我们说这个危机的发生,如果有这样的脆弱性累积积聚,被触发以后就会放大,然后就会影响这样互联互通的一个金融体系。

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讨论系统性风险呢?为什么这样的分析是如此的重要?因为理解分析系统性风险对评级机构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看一看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发生了什么。在泰国,不良贷款率在亚洲金融危机前是48%;在印度尼西亚是69%,在印度尼西亚,在上市的286家公司当中,只有22家公司是有债务偿还能力的,违约的比率也会上升到很高的数字,就会出现一些可怕的结果。所以对于信用评级机构,他们是应该怎么样考虑,一旦信用失去之后,业务就不能继续了。所以在进行信用评级的时候,信用评级机构需要分析脆弱的金融体系风险的积聚以及触发事件,哪些事情能够引发金融危机或系统性风险。

接下来剩下的时间当中,我们来看一看在亚洲金融危机当中,1997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当中出现了什么事情。亚洲金融危机是20年前发生的,这是一个系统性风险危机的典型案例,我们看一看这个风险是如何发生的,在金融体系当中脆弱性的积聚情况和触发事件。

可以看到在很长的时间,印尼、韩国、泰国的名义汇率一直是固定的,也就是说它实际上是和美元相关联的。在这个固定的汇率机制下,经常账户出现了大量的赤字,特别是在泰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泰国的情况,它的赤字是超过了80%,这是非常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是受到外国私人资本的流入所支持的。所以亚洲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在于外国资本的大量涌入和最后快速的流出。我们来看一下后来发生了什么情况,1993年泰国政府决定设立曼谷国际银行,让曼谷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对非居民到居民都产生了比较好的结果,政府给出了税收优惠,而且还有一些实际上的汇率措施,但是这样的话实质上受惠最多的还是外国人受益,本国人的受益没有那么多。曼谷国际银行或者叫做BIBF一方面,大量从国外举债导致外债的大幅增长,大幅度的以本币借债。他们的贷款占GDP的比例是不断的上升;另一方面,在比较短的时间内,银行从居民当中的借款也大幅上升,而且是短期的借债。然而银行向居民发放贷款时则通常是长期的,这就出现了期限错配。此外他们还有对一些非制造业行业进行贷款。比方说像房地产,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房地产市场指数大幅上升,利率也上升。这样就产生了流动性风险,所以银行的脆弱性在金融体系当中是不断累积的。此外来看一下宏观情况,外债的比例太高了,甚至超过了他们的外汇储备。所以这不仅仅是一些机构,而且是泰国整个国家他都面临着外汇流动性的风险,这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在泰国爆发之前的情况。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韩国,韩国政府在1993年还增加了向外部的贷款比例,也把韩元给贬值了,他们进行了短期的借债,他们认为这样做会比较安全,认为他们的举债都是和外贸有关的。在实际固定的汇率机制下,银行大幅从海外贷款,特别是在短期的贷款增加了,所以韩国也面临着双重不匹配的问题。除了这些银行体系问题之外,在宏观层面,如果我们看一看外债和出口的比例,以及短期外债和外汇之间的比例的话,我们会看到短期外债比外汇储备的金额要高的多。所以在韩国,除了有双重不匹配之外,韩国整个国家也面临着外汇流动性的风险,这是韩国的情况。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印度尼西亚的情况,在印度尼西亚银行的外债是非常高的,这是银行。但是企业没有多少债务负担,所以非金融机构开始从海外大笔借债。这里面的问题是借款方,他们所处的是各种各样的行业,不仅是出口行业,而且还包括内向型行业,这些内向型行业,他们没有多少的外汇收入。此外,他们的外币贷款是通过一些商务文件来进行的,而且他们的借款期限比较短,比方说一个月到三个月,结果整个国家的流动性,和韩国和泰国的情况是非常相似的。短期外债和外汇储备相比,是不平衡的,所以这是亚洲金融危机在印尼爆发之前的情况。

所以总结一下,在这些国家,在实际的固定外汇汇率机制下,经常项目赤字大幅上升,因为外资的流入也是不平衡的,外债的数量大大超过了出口的数量。此外因为他们极度的依赖短期外债的数量,并且超过了外汇储备的数量,因而面临着流动性的风险。此外还有期限方面的双重不匹配。所以金融稳定性面临着市场的风险,这并不是由他们自己能够控制的,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这些国家的金融体系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已经是非常脆弱了。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触发因素爆发了。首先是在泰国出现的,泰国从1996年开始出口下降,实际GDP增长下降,但房价开始出现了不同的趋势,这就是某种警告。而且这会推升投资者的情绪。有一些投机性的资金进入了房地产市场,有很多人买泰铢,后来有很多人抛售,导致了泰铢的贬值,在这种情况下,海外的贷款人他们开始抛售泰铢,导致泰铢系统崩溃,这是前面我们提到的所有因素结合到一起的结果。而且其他国家也失去了信心,特别是韩国和印尼,他们的流动性风险更大。

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了诱发因素,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让我来解释一下这些危机是如何展开的,是如何扩大的。首先,外汇流动性下降导致投资者的信心下降,外国投资者不把他们的资金投向泰国国内了,而且外汇储备相比短期外债很少,这三个国家他们要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资金上的支持。此外,资本流入之后,还会产生大量的外债,这些国家面临着他们的货币危机,他们必须要采用流动的外汇机制,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是失去信心了,国内的货币体系崩溃。这些又增加了他们的外债的负担,这些负担导致这些国家没有收入,像前面我所说的那样,他们有没有对冲的一些基金,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不好的情况。而且还有各行各业都面临了各种各样的后果,印尼的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至48%,泰国银行信贷投放下降了,这样的话,对企业也产生了负面影响。结果,实体经济在1998年出现了倒退。政府必须要消耗大量的政府资金,来对银行体系进行救助。导致公债和利息的支付大幅上升。比如印尼政府发行公共外债来试图渡过危机,印尼的财政不可持续性导致了违约,但是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风险,在金融体系当中的系统性风险,最后影响的不仅仅是金融体系,而且还影响了财政体系。

所以总结一下,亚洲金融危机是一个典型的系统性风险,脆弱的银行体系、脆弱的金融体系的风险不断积聚,受到了银行市场力量的牵引,通过一些互联互通的金融体系的负面回馈循环,让它的后果更加扩大了。我们从中能够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呢?我们应该对下面的两个重要因素来进行分析,一个是脆弱的金融体系风险积聚,第二个是诱发因素。我们要考虑一下,该怎么样解决这里面两个最主要的主题,谢谢各位。

乐视金融CEO王永利作主题演讲。
       王永利: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参加首届亚洲信用评级机构CEO峰会,也非常高兴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就系统性风险做一个交流。系统性风险,包括全球系统性的风险、系统性金融风险,以及中国对全球系统性风险的影响。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和研究的大课题,今天我主要就这个话题,对全球化、货币脱金、记账清算与金融危机的关系跟大家做一个交流。

       一、全球性金融风险和危机仍值得高度警惕2008年底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到今天为止,危机的隐患、危机的影子依然存在。全球经济和金融依然低迷,所以全球性金融风险和危机仍然值得高度警惕。我们注意到,到今天为止很多人认为,尤其到今年很多人认为金融危机过去了,或者认为我们一开始对金融危机可能带来的冲击估计过于严重了。但是实际上大家回头看,这次危机和1929年到1933年的大萧条去比,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危机爆发的初期政府干预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在上一次大萧条爆发的初期,政府受制于新资产阶级自由市场经济学的约束,政府是不能轻易去干预市场的,结果市场调节导致的失灵越来越严重,直到后期罗斯福新政才把这个给否定了。然而在此次危机中大家会看到,危机一爆发马上20国集团就联合采取了力度空前的救市措施,包括中国也做出了巨大贡献,所以有效的抑制了危机的迅速恶化和金融危机向经济危机蔓延的速度。但是问题解决了吗?金融危机最根本的根源其实就是流动性过剩,当我们用扩大货币投放的方法来抑制金融危机的时候,虽然可以在一定时期里面抑制住它,让它不是那么快的恶化,但是根源的问题是很难彻底解决的。所以我们会发现原来预计三年会过去,或者五年会过去都是不对的,到今天金融危机是不是离我们而去了还是一个存疑的问题。那么大家就会问了,为什么大大小小的危机不断在爆发呢?其实在这里面,有它深层次的渊源,人类社会发展的很多重大的改革,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积累了金融危机的风险隐患。有一些东西一开始我们没有认识到,有一些东西认识到了,但是人们更多的追求这种重大变革的好处,而忽视了它的负面影响,有些东西是看到了它负面的影响,但是为了追求好处而故意忽视不计,或者是无能为力。
       二、全球金融危机需要关注的三大影响因素:全球化、货币脱金和记账清算今天我们好像走上了一个自觉和不自觉的推动过程,这是风险隐患不断积累的一个路线。其中有三个因素特别值得我们关注,就是全球化、货币脱金和记账清算。首先我们来看看全球化,我们知道当生产力不断提升出现了剩余劳动的时候,它就必然有剩余劳动的交换。交换是人类社会发展非常重大的一个推动力,我们认为当你有剩余劳动的时候,剩余劳动对你来讲它的价值边际效应已经在下降,但是对没有的(需要的)人来讲,它可能有很大的价值(物以稀为贵),所以通过交换可以充分发挥财富的使用价值和价值,而且不仅如此,物的交换就是思想的交流,文化的交流,包括促进人类文明成果的共享,促进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再进一步,我们讲严格意义上的交换,指的是平等互利、等价交换,按约定去履行的一个行为,而不是指那种欺行霸市,或者垄断扭曲的市场。大家会看到,交换带来人类平等、公平、合理等等文明的一系列重要的因素在里面。交换的不断发展,最后必然是全球化,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世界经济发展和文明交流的重大推动力,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大潮流。尽管阶段性会有波动,可能某一个时期走过头了,有阶段性的回收,所以今天大家可能遇到比较明显的逆全球化,一些原来极力推崇全球化的国家,在加强贸易保护,但这只能是一个阶段性的小波动,大方向大潮流是不可能逆转的。在全球化发展过程里面,金融的全球化一定是走在前面的,当全球的资本可以更加自由流动的时候,一旦发现一个重大的市场,或者是一个有待开发的地域,必然会吸引大量的资本和产能转移过去。转移过去的过程里会推动目标所在地的经济快速上涨,价格会快速上升,会出现一片繁荣的景象。但是当走到一定时候,风险开始暴露的时候,这时资金会急速的回撤,回撤的速度往往更快,因为大家怕被套在里面,这个时候非常容易产生金融危机,乃至经济萧条。我们回头去看,大大小小的危机,很多都是跟全球资本高度的集中进入和快速的撤出密切相关的,包括美国大萧条,也是在一战期间大量的资本和产能往美国聚集,美国经济快速增长,不仅支持本国的需求,而且开始抢占原来欧洲列强所占有的那些殖民地的市场。甚至在战争时期,开始反向直接出口给欧洲。但是一战尽管死亡人数很多,对生产力的消耗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严重。所以一战结束之后,欧洲迅速恢复生产,马上导致全球产能过剩,特别是美国高度聚集的资本市场受到严重冲击,所以金融危机爆发,紧接着经济危机,大萧条爆发。大家再来看看东南亚金融危机,同样如此,大家发现新兴的经济体快速发展的时候,全球资本会大量涌入,造成流动性和产能过剩不断积累,最终引发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大量的资本要重新选择聚集地,但是当时中国的金融市场并没有完全开放,外汇严格管制。而东南亚危机引起了俄罗斯的债务危机,拉美本来就动荡的金融市场又开始剧烈动荡,日本经济看不到希望,欧洲亦没有太大希望,其他地方更不行。所以全球资本大量的涌到北美地区去了,其中除了一小部分进了加拿大以外,绝大部分到了美国去了。涌入美国的资本除了一小部分进入房地产,推动美国房地产价格从1997、1998年开始进入一个上升通道之外,绝大部分到了已经很热的网络产业上去了,进而最后在2000年10月把网络泡沫给挤爆了。网络泡沫破灭,迫使美国大量刺激房地产,另外大规模的降息,把基准利率从2001年初的6.5%一路降到2003年6月份的1%。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2001年又爆发了9·11恐怖袭击,美国的投资环境急速恶化,大量的资本开始重新去寻找新的投资目的地。这个时候大家会看到全球经济已经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了。从全球的范围来看,急需要寻找新的增长点。这个新的增长点在哪里呢?在中国,所以为什么中国在2001年的年底加入了WTO,那是因为当时全球经济发展急需要这样一个新的增长点,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我们争取加入WTO多年的积累也具备了这样的条件。所以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大量的产能和资本急速向中国流动,中国崛起带动了原材料和矿产主要出口国的增长,所以新兴经济体急速的起来了。这个时候,大量的资本从美国流出来对美国金融的稳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进而引发了美国次贷危机,从而引发了全面金融危机。所以,全球性的大规模资本转移,很容易引发严重的金融危机,即使美国也无法避免,这是我们特别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当资本大量流向哪个地方时,风险的隐患也可能已经在聚集。所以你不要光看到这个时候经济在向好,金融在繁荣,可能同时已经在聚集风险的隐患。当哪一天忽然大家觉得不好的时候,资本会大规模外撤,像美国这样的国家都扛不住。所以全球化导致的资本和产能快速涌入和撤出是我们可能要关注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货币脱金。即我们讲的货币放弃了金本位制,或者贵金属本位制。货币一直在演变,长时间里面是以贵金属作为价值和信用支撑的,但是到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或者战争爆发以后,对货币严重扩张的需求使得货币供不应求,很多国家都放弃了金本位制。在二战期间,很多国家,特别是原来作为国际中心货币的英镑放弃金本位制之后,把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给打乱了,使投资贸易受到严重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二战都还没有结束,1944年就在美国召开了由40多个国家参与的布雷顿森林会议,确立了以美元作为新的国际货币中心的体系。那么为什么呢?当时主要经济体里面只有美国的货币还是跟黄金挂钩的,全球三分之二以上的黄金在美国,美元成为最值得信赖的货币。当美元跟黄金挂钩,并且作为全球中心货币的时候,可以说全球货币体系里面的核心部分依然是金本位制的。但是到了1971年,美国也宣布美元放弃跟黄金挂钩,这个时候全球基本上彻底放弃了跟黄金挂钩的关系。货币脱金,今天完全是一个法定货币,也有人叫它信用货币,实际上就是这个国家法定的必须只能用这个货币。但是法定货币也不是大家说的可以随便乱投放的,为什么今天会有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体系之分,中央银行为什么有专门的立法限制不能直接面向政府和社会去投放信用货币,它投放货币的主要渠道还是购买储备物,包括购买黄金,或者购买外汇硬通货。只有当你遇到极大危机的时候,才可能打破这个束缚,像美国在危机爆发后,和其他国家一样,采取了非传统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央行直接去购买国债或者其他的一些债务产品如MBS,直接用信用的方法投放货币,这个是打破传统的。除了央行的货币投放以外,还要有商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通过信用的方式再来派生货币,所以央行投放的货币叫基础货币,其他的都只能叫派生货币。但是为什么央行不能直接派生呢?因为央行是投放货币的机构,如果它可以派生货币的话,一旦投放不好,遇到困难可以再去投放,没有风险但有铸币税好处,这样就容易诱发央行滥发货币,会把货币体系打乱。而商业银行和商业金融机构是有财务约束的,投放不好你要清盘倒闭的,不光你的资产受影响,有的人在你这儿的存款都有可能受到影响,这是一个重要约束。但是尽管有这样的约束,我们进一步会说我们投放货币还有一个中介目标,比如说通常用的通货膨胀的中介目标,不管是1%,还是2%、3%甚至更高,都有一个通货膨胀的目标。这里面大家会看到一个问题,就是货币政策的通胀目标,没有一个国家是零的,大家基本上都在1%以上,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认为1以上,又是有一个高限,这样使货币有一定的贬值的压力,从而会促进大家投资和消费,甚至扩大债务,这个才是对你有利的。但是又不能让他太猛,所以应该保持适度的通货膨胀。然而尽管有了这样的目标,但在出现危机的时候,大家都往往要去救市,这时候这种目标是没有用的,大家都会拼命的往里投货币。当危机过去经济开始复苏以后,你应该再把超发的部分收回来。然而那有可能实现吗?大家都只愿意做加法,没有人愿意做减法,在好了之后开始让大家长时间过苦日子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尤其在今天各国普遍推行民选政府的条件下更不可能,所以都是上了一个台阶稳定一段后再上一个台阶,导致货币往往容易超发,甚至失去控制。大家回头去看,我们这次危机之后,全球货币总量增长了很大一块,这也是给我们今天的货币体系,金融系统性的危机带来隐患的重要因素。那么脱金使我们今天货币的投放缺乏了一个科学、严格、清晰的标准,原来是有贵金属约束你的,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贵金属,你过度投放货币很容易被大家看到,都能看到你滥发货币了。然而在今天,这个不是那么清晰,所以很容易造成货币超发,也容易引发金融危机。在这里面有一个课题,就是在这种法定货币体系下,我们的货币总量到底应该怎么控制?大家可以一块来思考,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说金融的本质是什么呢,金融的本质是把社会闲置的资源,主要是资金,按照约定的条件,把它投放到需要的地方去,创造出更大的价值。那么这个就是金融的本质,所以当有人借贷或者投资的时候,他就把闲置的东西发挥出作用来了。如果我们都是直接融资,它不会派生新的货币出来,这个是非常好的东西。但是大家知道,直接融资的成功率是非常低的,因为信息不对称。也可能以后我们互联网高速发展以后有可能达到这个条件,但在很长时间里面都很难做到,所以就出现了金融中介来实现间接融资。具体来说,大家把闲置东西交给中介,由中介做投放,需要资金的人则主要去找中介,这样它的成功率就会大大提升。但是间接融资马上就带来一个问题,它会派生货币。这种间接融资派生的货币,比如说贷款派生的存款,还能不能再贷款?如果我们允许它再贷款,就会无限循环下去,就会非常膨胀。所以从一方面要把闲置的资源充分利用,另外一方面又要控制这个货币总量不会超发的情况下,我们有没有可能做出一个控制标准来,比如说就是信用投放或者间接融资投放的总量,要控制在货币总量的50%水平。在我们国家,去年底的人民币的贷款106.6万亿,我们的货币总量是155万亿,这个比重已经达到了68.7%了,将近70%。这样的一个情况,有没有超发,就要去做一个分析了。所以这是我们可能要关注的,今天货币的投放没那么严格的标准,而且大家都愿意去救市了,刺激经济发展了,这个怎么办,怎么控制?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是很多人没有关注到的金融货币的问题就是记账清算。到今天为止,很多人脑子里面想象的经济往来的清算还是一个现钞清算的概念,一手钱一手货。有人说,我们招商引资、扩大出口,好不容易获得了美元,却又投放到美国了,在中国缺乏资金,招商引资要付出22%到30%的高回报的情况下,我们为什么又要去投放到美国去,用2.2%到2.3%的水平买美国国债或存放美国金融机构那儿呢?类似这些问题都忽略了一个概念,那就是记账清算,就是今天我们资金往来绝大部分清算,已经不是现钞清算,而是记账清算。举个例子,美国一个企业投资到北京一个企业1000万美金,他不是把一千万美金的现钞拿过来了,而是通过他开户银行来清算。比如说他的开户银行是BOA,投资到北京企业开户银行是BOC,美国的企业会给他的开户银行发一个通知:从我账上扣掉一千万汇到北京这个企业在中国银行的账户。BOA马上会根据这个通知扣减其存款一千万,同时通知中国银行增加到中国银行的账户。中国银行接到这个通知,马上会通知这个企业,说你的钱收到了,增加了一千万,这个企业增加在中国银行的存款,中国银行增加在BOA的存款,这样资金清算就解决了。相比现钞清算,记账清算的效率非常高,监管也更加严密,成本大大降低。但带来的一个问题是,钱并没有真正过来。当我们讲一个国家的货币流入流出的时候,流入流出的是所有权,钱并没有真正流出来,是用债权债务的变化解决这种清算的东西。所以这里面就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这种做法第一它有利于把钱第一时间集中到银行,有利于帮助银行去做资金应用,比如说放贷款。但是贷款的发展又会促进货币的增加。第二是跨国货币的流通,是会自动增加外债或者是海外资产的。比如说美元流出,美国人外债必然增加,接受美元的国家的海外资产一定会增加,这是自然就带出来的。再进一步就是有了这个体系以后,会造成国际资本跨境流动的流动性倍增的机理:美国的钱流到中国来,美国清算机构仅仅是把企业的存款变成了海外金融机构在他们那儿的存款,对整个流动性没有变化。到中国来,我们企业取得所有权以后,他可以结汇,银行可以再投放新的人民币出来。从全球整体角度来看,货币总量一下就翻番了。这也是我们今天需要关注的,就是全球流动性增加的一个重要的机理。由于时间关系没办法给大家展开。但是要研究货币,研究金融的时候,一定要清楚记账清算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今天我们可能很多人没有研究到,也不清楚这样一个重要问题。三、中国当前特别需要警惕和防范金融风险当提到系统性金融风险时,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中国又是怎么样的?我在这个地方简单说一下。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WTO之后,我们的高速发展,一方面对全球经济金融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同时我们也积累了不少问题。其中特别需要关注的有三大风险,即债务风险、房地产风险、大规模资金外流风险,这三个风险又是相互有关联的。第一个是债务风险。我前几天专门写了一个东西,强调居民的存款和贷款的快速变化值得关注。我们一方面看到我们本外币的住户存款已经65万亿了,但是大家有没有看到,本外币住户贷款有多少,以及他们两个相抵之后是一个什么关系。到2016年底,我们住户存款减去贷款是26.28万亿,这个数已经比2015、2014年两年都少了,这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我们单看存款,或者是住户存款增长还是很快的,但如果两个东西放在一块看呢,连续三年是一个负增长的东西,这值不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呢?要高度关注。更重要在这里面我们大量的是间接融资,负债率这么高,货币总量这么大的情况下,依然有结构性的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整个社会的利率水平我认为已经偏高了,在全球普遍的低利率零利率的情况下,我们的无风险收益率年化还会超过4%,我认为太高了。这里面有很多体制机制的问题,值得深刻的反思。第二个风险就是房地产。房产从1999年房改之后,现在快速的增长,但是遗留了很多问题。首先是居民的财富,在中国有人统计房产在居民的财富里面占到了68%以上。其次,银行贷款现在新增量已经非常高的比例是在房地产上面。此外,如果大家认为形成全社会的共识说房地产是价格只能涨不能降,房地产是所有投资里面最好的投资的话,房地产的供给将永远跟不上,特别是针对160万亿的货币总量,大家说增加土地供给,增加房屋的供给也不够,因为对很多人来讲可以投资放在那儿,即使不住也不租,只要可以有升值的话害怕什么呢。所以房地产聚集了太多的债务和社会风险,一旦它要出现波动的话,将产生重大的风险。第三个风险就是资金外流风险。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大发展,不完全是靠我们自己,我们基本国策叫改革开放,其中开放里面很大的一块就是招商引资,那么大量的国际资本已经进入到中国,当中国经济向好,或者是在国际上去比较,差别优势明显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会是稳定的,甚至还会吸引资金更多的进来。但是还要警惕资金外流的风险。之前我们说到,所有的国家当遇到大规模资本流动的时候,风险就是极其大的,也是我自己一直在关注。以前我们一直关注热钱进来怎么抑制的问题,我在2010年的时候一直提醒要提前防范资本外流到底怎么应对,这个目前来看是一个风险。中国经过十多年高速发展之后现在进入一个非常关键的调整转型时期,必须高度关注积极应对风险。当然我们讲这些风险的时候,我同时认为中国还是有很多有利条件的,这也是我们信心所在。第一,中国发展的空间和调控的余地依然很大。我们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尽管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但是依然有很大的上升空间。我们的利率没有到零,我们的外汇储备还很大,商业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也很大等等,这使我们有很多调控的余地。第二个是互联网时代正在走来,互联网时代给中国提供了一个极其好的换道超车引领世界的历史机遇。互联网的发展,大家会看到在中国异军突起,大有后来居上的趋势,其中不仅是因为我们有庞大的人口、第二大经济体的体量,我们有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发展的基础,更重要的还在于我们有重大的改革的潜力,就是市场化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提出了,我们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个改革的空间依然很大。大家会看到我们的电商业务为什么搬到中国发展那么猛,除了前面讲的很多因素以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传统的商业、物流领域环节多、干预多、成本高、效率差,一旦上了网上以后会大幅度降低成本。类似这种情况,你去延伸,你会看到中国应用互联网的潜力太大了,而且有可能互联网的应用、信息化的发展,会成为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推动力,在这个方面我们也还是有巨大潜力的。因此,我觉得尽管中国现在进入一个重大调整期,各种矛盾、各种问题值得我们高度关注,但是我们还是要对中国的稳定和发展充满信心,而且我们也相信中国的发展和稳定会对全球经济金融的发展和稳定做出巨大贡献。谢谢大家!


马来西亚评级机构(MARC) CEO
Mr . Razlan Mohamed在讨论会上发言。

金永授:下面的会议议程是由马来西亚评级机构MARCCEO Mr. Razlan MohamedMr. Satoshi Nakagawa主持的一个讨论会,大家欢迎Mr. Razlan Mohamed

Mr. Razlan Mohamed:非常高兴,非常感谢。我也承诺下次我再来到这里的时候,我的中文一定会讲的更好,我相信我们都应该像我们的主席一样主动学习中文。我想信用评级机构有责任在这个市场发挥作用,这对于我们的经济和全球化系统来说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刚刚Mr. Satoshi Nakagawa的幻灯片里面介绍了,这种脆弱性在金融体系中积聚,形成潜在风险因素,我觉得所有相关机构都应该在一开始有这样的苗头的时候就应该能够意识到。作为评级机构,我们应该有预测能力。当然作为评级机构,我们也有困境,比如没有人喜欢听到坏消息,这是事实,所以我们是不是扮演黑脸这样的角色呢?其实很多人,比如说像监管机构,他们可能会打击带来负面消息的人。作为评级机构,我们有这样的展示能力的舞台,能够发挥作用。所以我们要控制、要平衡各方的利益,那么我们从亚洲金融危机当中,以及全球性的危机当中,吸取了经验教训。

有一些人会从中看到投资套利的机会。比如说对一些国家货币令人失去信心,有些人会利用这样的机会,从事一些投机的活动操纵货币。由于没有遵守金融法规导致形势失控。

金永授:接下来我们有十分钟的时间,可以充分的讨论一下这个议题。首先想问一下在座的有没有什么问题。

提问:我来自印度。系统性风险是一个非常广义的风险,会影响任何经济体的。那么评级机构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是不是央行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来控制这样的系统性风险呢?

Mr. Razlan Mohamed:非常感谢你的问题,我的看法是这样的,监管部门和评级机构,有两种不同的作用,监管机构要确保实施适宜的政策,这样的政策应该能够维持国家和金融系统有序发展。那么谁来明确这个政策好与坏呢?评级机构不是监管,不是制定法规的,但是我们应该分析并提供我们的看法,不管是好的建议还是不好的建议,都要跟别人分享。

Mr. Satoshi Nakagawa:非常感谢您,我也很赞同,我觉得监管部门和评级机构应该发挥各自不同的作用。政府部门的作用更多是监管作用,应该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保持宏观市场的稳定性,要有充足的外汇储备,这些是最基本的政府责任。评级机构的责任是在微观层面的,我们可以看一看每个公司,每个金融机构,对不合理的有些行为,我们应该预警。所以评级机构是微观层面上的,不能在政府层面上加以影响,这是我的看法。

Mr. Faheem Ahmad:这个讨论非常重要,我们刚才也讲了,政策的实施,比如说像央行,还有监管部门,在制定政策时要充分考虑有这样的一个良好的系统在监测潜在风险的时候应该采取一些解决方案。评级机构有责任进行监测。

Mr. Razlan Mohamed:非常感谢您的观点,我也赞同您的看法,我也希望我们的评级机构的同事都能够大胆的提出一些自己的建议。比如说在马来西亚,八年前政府出台的一个政策,是对盈利非常大的大机构多征税。由此引起一些大宗商品价格上升。作为评级机构,我们指出这样的政策可能会影响吸引外资,提出了批评意见。一两个星期以后,政府也是撤销了这个政策,所以作为评级机构要大胆的提出我们的看法。即使不是好消息,我们也应该说出来。当然如果是好消息,一定要说出来。所以我们在促进政府部门来实现金融体系的持续发展方面应该发挥作用。

Mr.Satoshi Nakagawa:我也想补充一下,政府部门层面也有一定局限性的。因为比如说整个系统的统计、数据等他们可能不一定充分掌握。所以评级机构的优势就是随时监测公司,每天都24小时监测他们,一年365天,每年都在监督他们。所以我们在这一方面是非常有优势的。我们是更接地气的,接近这些实体的,可以提前发出预警。

Mr. Razlan Mohamed:看中国参会者有什么问题吗,或者你们有什么问题要问,或者有什么评论吗。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接下来我给Mr. Satoshi Nakagawa一两分钟,让他来总结一下这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Mr. Satoshi Nakagawa:我认为大部分的问题是和信用评级机构的作用有关系。实际上在今天下午的会议当中,我要介绍信用评级机构在预警金融市场风险当中所起的作用,在评级方面的最新进展。一个信用评级机构如何能够对风险,对金融风险,或者对系统性风险发出预警。谢谢。

Mr. Razlan Mohamed:谢谢Mr. Satoshi Nakagawa,我要结束这个非常重要的、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了。我们今天讨论的是信用评级机构如何来识别、控制系统性风险,并且能够预防系统性风险。这里面有信用评级机构、监管机构和企业之间的作用。一句话,我认为我们信用评级机构能够起到更大的作用,应该够鼓励更多的类似的对话和更多的会议。

金永授:感谢Mr. Razlan Mohamed的主持和点评。经过讨论和点评,我们对系统性风险有了较为直观的认识。接下来演讲的嘉宾是乐视金融CEO总裁王永利先生,王永利总裁曾任中国银行副行长,在金融机构从业30年,拥有非常丰富的金融经验和研究功底,下面有请王永利总裁发表演讲。

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研究发展部
副总经理王青作
主题演讲。

王青: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今天我汇报的主题就是“一带一路”沿线区域主权信用状况分析。今天的汇报主要是分为四个环节,首先我们想向大家介绍一下东方金诚主权评级体系的一些基本情况,接下来我们会围绕“一带一路”整体以及七个区域的主权信用风险的具体特征给大家做一个分享,最后我们是一个简短的总结和建议。

一、东方金诚主权评级体系简介

刚才主持人已经对我们东方金诚主权评级的研究背景做了一定的介绍,我在这里想突出的强调一下。自2005年以来,中国的对外投资经历了一个爆发式的增长过程,2005年当年我们对外投资总额是125亿美元,2016年已经达到了1701亿美元,12年增长了约13倍。与此同时,我们国内的熊猫债市场也正在崛起,2016年熊猫债发行总额1296亿人民币,比上一年增长了8.9倍。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的境外发行人,包括境外的政府、公司和企业,发行的熊猫债的额度也增长了95%。从市场发展来看,可以说是形势逼人,因此国内的评级机构对此必然要做出反应。

我们东方金诚实际上在2012年以来,一直关注着主权信用评级的研究,组建了专业的研究团队,充分吸收和借鉴了国内外先进的主权信用评级研究成果。同时深入挖掘当代主权信用风险演化规律,构建了量化的主权信用风险评级模型。同时我们也建立了自己的主权评级数据库。在评级的过程中,东方金诚主要关注以下五个评级要素,对主权信用风险,也就是中央政府偿还本外币能力和意愿的分析和判断:

首先,我们评估的第一个要素就是一个国家政治稳定性以及该国政府解决突出的经济社会问题的能力。第二个要素是经济实力。在经济方面,我们关注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增长的动态以及宏观经济平衡的情况。第三个要素是金融实力。前一段时期,国际金融危机对一国宏观经济以及财政能力的冲击已引起了普遍的关注,因此一个国家金融稳健性是我们评估的重点。第四个要素是财政实力。一国财政是其中央政府偿还债务的直接第一责任人,一国政府的财政平衡状况,它的债务负担情况是我们评估的必然组成部分。第五个要素是国际收支与外汇储备情况。对于外币债务的偿还,还要考察一个国家国际收支的平衡状况,以及对外债的保障能力,包括外汇储备、它的外债负担等。

实际上对这五个评级要素,我们都分别分解为不同的定量和定性指标,共17个定量指标,18个定性指标,赋予相应的权重,通过层层的运算,最后得出一个国家的主权信用指数。最后,我们将全球135个国家的主权信用指数通过聚类的方法,划分成21个级别,从最高的AAAW到最低的CW。为了和国内的评级序列相区分,我们在每一个评级符号上加上一个上标W,作为区别标志,显示主权评级属于全球评级序列。

二、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概况

实际上我们的东方金诚主权评级业务,已经和国内的多家大型和中型的金融机构展开了深度的合作关系,这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权信用分析报告是我们首次对外公布一个系统性主权评级的研究成果。它的特点刚才主持人介绍了一下,我们这个报告涵盖了“一带一路”沿线50个国家主权信用评级结果,包括它的展望。它的特点在于,我们还具体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七大区域的主权信用风险特征,这主要包括东南亚、南亚、中东产油国、中东北非五个国家,以及中亚、独联体和中欧地区。最后,我们对“一带一路”沿线整体的主权信用风险特征进行了提炼和归纳。

我们七大区域的划分,主要是根据它的地理分布、经济特性以及主权信用风险的相关性,50个国家涵盖了“一带一路”沿线约98.0%的经济规模和93.5%的人口规模,具有比较充分的代表性。我们做这份研究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什么呢?首先就是因为我们意识到未来“一带一路”沿线将成为中国企业、中国资本走出去的重点地区。未来我们在国内熊猫债市场,国际发行人也将主要来自于这里,它的市场需求潜力巨大,我们的这份研究主要就是回应这样一个市场需求。

在进入具体的主权评级之前,我们和大家一起先看一看“一带一路”的概况。这张图大家可能都非常熟悉,基本上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带一路”的主要的地理分布情况。我们也从政治、经济、财政等各个角度统计了“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一些基本特征,我们这里主要概括如下:首先它的政治制度、宗教信仰和社会文化是复杂多样。我们知道“一带一路”沿线这个区域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汇点,三大世界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发源于在这里,古代海路和陆路两个丝绸之路成为各大文明交流的纽带。近代工业时代以来,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普遍经历了一个“冲击—反应”过程,各国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民族国家的框架,并建立了不同类型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制度。整体来看,这个区域的大多数国家仍然在经历一个政治转型、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过程,这构成了这个区域主权信用风险复杂性的重要基础。

第二个特征,我们可以看到,“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全球对比来看,仍然偏低。2016年全球人均GDP约为10300美元,“一带一路”沿线人均GDP水平仅有3766美元,约相当于全球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略强一些。当然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东南亚和南亚区域,目前正在经历一个经济蓬勃发展的过程。我们判断未来三至五年,它们的经济增速还将维持在5—6%的一个增长水平。

第三个特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据我们的统计,它们的政府债务负担相对来说偏低一些。2016年全球的GDP总规模大约是74万亿美元,全球主权政府债务规模大约是52万亿,整体的负债率相当于70.6%,而我们“一带一路”沿线的这个指标,平均水平仅有46.2%,政府的债务负担比较低,这是这个区域的另外一个突出的特点。

三、一带一路沿线七大区域风险特征解析

 “一带一路”整体级别是偏低的。我们测算表明,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GDP主权信用指数是51.4,相当于BBBW+,全球指数是60.7,相当于AW+的水平,我们“一带一路”沿线的主权信用等级,比全球平均水平要低三个等级。而且从这个分布来看,“一带一路”沿线既有新加坡、卡塔尔这样的AAAW国家,但是也有相当一批的像巴基斯坦、埃及、阿富汗这样的高风险国家,差异很大;每个区域内部最少也有5个等级的差异。短期内从评级展望角度来看,在前期的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特别是2014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爆跌之后,这个区域绝大多数国家主权信用风险的演变进入一个相对稳定时期,84%国家在未来一至两年内,它的主权信用级别调整的概率比较低。

刚才我们谈到“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主权信用风险偏高,它高在哪里?主要风险点在什么地方?有三个要素明显“一带一路”要低于全球平均水平。首先就是政治,由于沿线各国普遍还处在一个发展和转型的过程,它的政局稳定性偏低,而且由于各国政府在政策稳定性、廉洁度,以及它的政策制定能力方面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差距,导致在政治实力方面,“一带一路”沿线要比全球水平明显偏低。经济方面主要受制于它的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此同时这个区域广泛存在着高通胀、高国际贸易逆差的宏观经济失衡的现象。在金融方面,“一带一路”沿线金融发展水平普遍比较低,在中亚、独联体、中东欧仍然在经历着,或者正在消化着一场银行业危机所带来的影响。在财政方面,主要受到政府负债率偏低的支撑,“一带一路”沿线的财政实力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国际收支和外债保证能力两者基本上是持平的。

接下来我们会进入七个区域,看看每一个区域的风险特点。首先看这七个区域整体的风险水平的排列。就“一带一路”的平均水平而言,我们有四个区域的主权信用风险,要相对偏高,主要中东北非、南亚、独联体、中亚,东南亚、中东产油国和中东欧地区的主权信用质量则高于“一带一路”的平均水平。

首先我们来看风险水平最高的中东北非地区。这个区域有五个国家,与 “一带一路”的平均水平相比,这个区域的政治稳定性和政府能力明显是一个短板,主要的原因在于:中东地区历来就是国际地缘政治的火药桶,历史上五次中东战争,两次伊拉克战争,以及正在进行的也门、叙利亚内战,就发生在这里。这个五个国家的内部,均面临着较大的恐怖主义的威胁。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在埃及、黎巴嫩、土耳其内部政局的稳定性目前处在一个很高的风险阶段。土耳其去年的军事政变,包括它后续的一些发展,已经引起了全球广泛关注。

在南亚这个区域,我们可以看到,主要包括阿富汗和南亚次大陆以印度为首的四个国家。它的弱点或者它的不足首先体现在经济上,经济发展水平低是这个区域的最突出特征,2016年人均GDP只有1600美元,是“一带一路”沿线区域中最低的。但是近年来南亚区域确实经历着一个较快的经济增长的过程,主要原因是内部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以及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不过,这个区域具有高通胀的这种宏观经济失衡的传统。这个风险点在未来的中长期内难以明显缓解。在财政方面,由于各国普遍实行大规模的财政补贴,财政赤字率居高不下,并且给巴基斯坦等国积累了庞大的政府债务,违约风险确实偏高。

独联体是第三个主权信用风险偏高的地区,它的风险点从这张图看起来更直观。首先政治方面,苏东剧变之后,前苏联解体了,各国普遍经历一个不成功的政治转型过程。到现在强人政治和脆弱的政治体系同时存在,政治稳定性对各国都是严峻的挑战。其次在金融方面,在前期由于宏观经济衰退,以及多个国家货币大幅贬值,包括乌克兰战争影响等因素,给各国银行业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不良贷款率居高不下。我们判断这个区域的银行业要想走出困境,还需要一段时间。

中亚是第四个高风险区。它的这个风险点和独联体地区有比较强的相似性。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前期宏观经济滑坡,中亚包括蒙古和中亚五国在内,各国银行业目前正在经历一场危机,政府被迫伸手救助,对宏观经济也形成了拖累。这种恶性循环什么时候走出来,我们还需要密切的观察。

东南亚则是我们“一带一路”沿线主权信用风险高于平均水平的第一个区域。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区域的强点首先是来自于经济,它目前正在经历一个蓬勃的经济增长过程,难得的是它的通货膨胀得到了遏制。这尤其在经济比较落后的越南、老挝等国家表现得比较明显。此外,在强劲的经济增长带动下,这个区域的金融发展势头很猛,而且资产质量普遍得到控制。我们在这里需要提醒的是,在这一轮的经济周期过后,特别信贷快速增长之后,这个区域可能面临资产质量下降的威胁。

中东产油国,这个区域大家都比较熟悉,主要是包括海合会的六个君主制国家,以及伊朗、伊拉克。这个区域的强点在经济,由于石油美元的滚滚流入,这个区域人均GDP水平确实比较高。但是它的经济结构过于单一,完全依赖天然气、石油的出口。2014年下半年国际原油价格暴跌之后,这个区域多个国家正在经历经济增速显著下滑过程。未来三至五年,国际原油价格突破70美元的难度比较大,这个区域的经济增速很难有明显的实质性的回升。不过这个区域的各国普遍有一个很好的财政积累,它们的主权财富基金在以前的大宗商品高涨时期,普遍积累到一个很大的规模,这是对各国财政的一个重要支撑点。当然了,现在各国的政府债务率是处在快速攀升阶段。

中东欧是我们“一带一路”沿线区域主权信用质量最高地区。它的主要强点就是其政治实力比较强。苏东剧变后,这个区域的各国政治转型都是比较成功的,建立了相对稳定的政治体系,无论是总统制、议会制还是半总统制,它的政府效率也比较高。这个区域值得关注的风险点还是金融,目前我们统计,除了波兰、捷克和斯洛伐克等三个国家以外,其他每一个国家银行业不良贷款率高于10%。这是相当高的水平,主要反映2012年欧债危机的外溢影响。不过从短期来看,这个区域的经济增长在欧洲经济恢复的带动下,目前处在一个相对稳健的水平,级别展望普遍处在一个稳定状态。

四、东方金诚主权信用评级的特点及应用建议

最后,我们有几点简要的总结和建议。我们都知道目前国内外评级机构实际上都推出了主权信用评级的产品,特别是西方的标普、穆迪和惠誉等三大评级机构的市场影响比较大。在这里主要和大家分享一下,东方金诚主权评级的差异点,或者说我们特色在哪里。初步概括为以下四个部分:

首先就是在我们的主权评级中,更加重视一国政府的治理效果,而不是政体类型,或者是否符合西方的自由民主的制度标准。我们更看重一国政府能不能处理这个国家迫在眉睫的经济、社会甚至政治的具体问题。前期造成比较大的影响的阿根廷违约、希腊违约,两国都属于比较标准的西方民主政体。

二是在评级过程中,东方金诚强调经济增速和政府债务负担的重要性,并不是片面强调经济发达程度。2012年欧债危机爆发过程中,五个欧债危机国家都是标准的发达国家,但是长期的经济停滞,政府债务积累到不可持续的程度,最终把这些国家推到了违约边缘,希腊更是连续两次违约。

第三点就是我们看重资产质量等金融稳健性的评估指标,但是我们更加重视对金融危机具有预警性的指标。我们统计了一下,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前,美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不到1%,处在一个非常安全的水平,随后危机就爆发了。具有预警性的指标都是哪些?首先是近期信贷的平均增速,第二个是近期房地产价格的平均增速。我们认为这两个指标如果长期偏离一个国家的历史平均水平,那很可能预示着金融危机爆发概率大幅度上升。

最后一点,我们评价一国的主权信用等级,当然要关注其内部的五个评级要素,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全球性系统风险影响。从1800年拿破仑战争,到上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全球共出现了五次主权信用违约潮,每次都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国家同时违约。显然,这很难通过一个国家内部的评级要素得到全面的解释。我们会关注区域性战争,以及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对一批国家主权信用质量的冲击,即我们需要关注全球系统性风险对各国主权质量的影响。

我们的这些评级差异点,或者说特色是不是在评级结果中得到体现了呢?2016年,“三大”评级机构对43个“一带一路”国家给出了评级结果。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东方金诚有19项评级结果高于“三大”评级,有7项低于“三大”的结果。在我们的评级过程中,大家可以看到,对经济增长前景明朗、债务可控的部分东南亚和南亚的国家,尽管它们人均GDP水平比较低,我们给出的级别相对“三大”要高。一个例子是印度,我们高于“三大”2个级别,另一个例子是越南。相反,对系统性地缘政治风险高企的中东国家,以及政府债务负担承重,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一些中东欧和中亚国家,东方金诚的主权评级比“三大”低一些。我们可以看到对约旦、巴林、以色列这三个国家,我们的级别是低于“三大”的;对斯洛文尼亚等政府债务负担重、经济增长低迷的中东欧发达国家,我们级别也是偏低的。最后,我们需要提一下巴基斯坦这个国家,它的国内政局动荡的潜在风险没有明显缓解,而且政府的债务负担很重,因此我们给巴基斯坦的评级也低于“三大”一个级别。

 最后关于东方金诚主权信用评级服务的应用建议。大家可能都注意到,自2012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过去三年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经贸合作,无论是在贸易、投资还是在对外承包方面,都经历一个迅速发展的过程。可以说“一带一路”为中国资本、中国企业走出去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天地。“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但在“飞”和“跃”的过程中,我们中国企业家也需要关注哪里有漩涡,哪里有风险。尽可能承担与我们预期收益相匹配的风险。前面这个部分我们和大家分享了我们对“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系统性风险、主权信用风险的一些研究,包括我们的一些观点。在这里我们建议国内投资者需要准确把握“一带一路”沿线各区域各国的主权信用风险特征,针对不同风险条件,制定差异化的或者选择性的投资策略。我们主权评级研究可以为大家提供直接的专业化的服务。

在持续的投资经营过程中,我们还需要对这些国别的系统性风险,进行实时的动态的跟踪,及时的调整我们的投资策略。这方面我们主权跟踪评级能够为大家提供具体的帮助。最后,中国企业走出去,置身于一个全新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如何实现生存发展?我们有一个建议,注重和当地政府和企业的合作,实现利益捆绑,谋求共同发展。在必要的情况下,我们建议大家利用全球多边机构,以及国内官方机构提供的投资保险工具,这包括世界银行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和我国中信保提供的投资保险产品,最大限度的实现风险缓释。以上就是我给大家汇报的内容,感谢大家。

 

日本信用评级机构(JCR)亚洲特别代表
Mr . Satoshi Nakagawa 作主题演讲

Mr.Satoshi Nakagawa:下午好各位,这是今天下午的第一次会议,我演讲的主题是信用评级在预警全球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中的作用。

在我的演讲当中,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我们来看一下信用评级机构在系统性风险积聚当中进行预警的作用。第二我们要认识到信用评级机构在监测系统性风险积聚当中所面临的挑战。第三个目的是要看一看国家主权评级的方法,以便能够监测到各国系统性风险的聚集程度并发出预警。

首先来看一下信用评级机构在系统性风险积聚当中所起的作用。信用评级是一个前瞻性的观点,有一个针对未来的展望,而且能够应对变化。如果信用评级机构以聪明的方式能够看到未来发展的话,那么可以及早的发出预警。就像今天上午我提到的那样,信用评级机构能采取一些措施是非常重要的,通过这样的方法,我们可以改变危机的发生路径。但是如果评级行为太晚的话,则可能会引起危机或者是让情况恶化。所以信用评级机构所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信用评级机构采取哪些方法起作用呢,这里面有两个方法,一个是主权国家的评级,另一个就是企业的评级或者是银行评级。宏观方面的风险积聚是微观的风险积聚的结果,所以在微观层面上,阻止各种方式的积聚在一起也能够防止宏观层面系统性风险的爆发。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信用评级机构所面临的挑战。总得来说,全球信用评级机构使用全球评级的级别范围,而一些本土评级机构使用的则是当地的一些级别范围。在全球级别范围来说,国家主权的评级指的是每个国家,这里面包含着系统性的崩溃,像亚洲金融危机那样的事情。同时本土信用评级机构使用的是当地的一些级别范围,一般来说,政府给3A,企业则给予其他的一些级别。这里面我们要问一下,当地的这些评级级别是不是对系统性风险起作用呢,或者是不是也成为系统性风险发生的一部分呢。就像今天上午我们所看到的那样,1997年和1998年在亚洲金融危机当中,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不良贷款率分别增长至48%和69%。所以到目前为止,总结一下,本土信用评级机构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克服当地评级级别的限制,因为当地评级级别由于这些限制没有反映出当地可能的金融系统性风险,并且能够产生崩溃的可能。而且当地的信用评级机构还要考虑一下,如果是系统性风险发生的话,会对当地的经济和金融系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下主权评级的方法,这些方法是和系统风险、资产负债表有关的。在主权评级过程当中,我们通常关注的是三个方面,一个是偿债能力,一个是流动性,第三个是金融稳定性。首先我讲一讲偿债能力,偿债能力的分析一开始讲的是负债国家的偿债能力,一般来说这些国家他们会有一些传统的风险。这种传统风险的一个特征是大部分的债务是政府来借的,而没有多少私人企业来贷款。这样的话我们进行分析主要是看两个因素,一个是债务的可持续性,一个是公共外债的累计。其次,除了自身的偿债能力外,全球金融上的互联互通已经是在不断增长的,因而在新兴市场当中,也会出现一些外来的资本,会扩大波动性,在资金大幅进出的时候会产生流动性问题。第三个是,金融体系稳定性。在过去大部分的主权违约是因为新兴市场国家的政府出现了困难,所以重要的是要分析一下他们的宏观不平衡性以及稳定性,同时在全球金融互联互通越来越强的情况下更要分析金融体系以及他们的联系。所以不平衡分析,变的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相关了。换句话说,违约路径已经多样化了,偿债能力的不平衡会变成债务稳定性问题,并进一步导致流动性,这是因为有资金流动的波动性,然后影响到了金融的稳定性。所以信用评级机构来做偿债能力评估的时候,更重要的是分析金融系统的积聚以及潜在的触发因素。

在今天演讲的后半部分,我再讲一讲资产负债表分析。什么是资产负债表分析呢?这个负债表关注股票、资金流、GDP、财政、经常项目等等。对资产和负债的分析,包括债务、信用、外汇储蓄,另外还会分析不同的部门以及这些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会观察政府、银行、公司,以及居民的情况,另外还会分析一些不匹配以及潜在的信用风险,包括负债的期限、货币等等这些,我逐一的说一下我们是如何进行分析的。

根据监管要求有些信息我们是不能公布的。IMF他们也做了资产负债表的分析,这是非常容易获取的信息,报告的一些数据我可以引用一下。编制这样一个资产负债表,按部门,比如说政府、金融部门、非金融部门,外部的,通过这样的矩阵排列,我们可以了解哪一个行业借贷给哪些部门。如果把这些各个项目联系起来,我们可以发现这中间存在的相互关联的情况,比如说对外的借贷,如果压缩了谁来承受损失呢,谁受的损失最大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哪些部门会受到影响,这些指标可以看出哪些外部的借债人是如何受到影响的。

做了资产负债表,下一个环节就是要实践,要看一看触发因素是什么。什么样的触发因素可能会影响哪些部门。可以采取的措施一方面是压力测试,对银行进行的压力测试,这样就可以知道通常银行的监管,他们经常做压力测试,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我们可以考虑潜在的震荡,或者影响冲击。第二,对于小经济体来说,我们还要记住潜在的外部震荡。我们首先看一下外部的环境,这个国家周围的外部环境。比如说2015年以后大的经济体是如何发展的,比如说像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等等这些情况,美国经济在复苏等等,在日本在欧洲利率不断下降,还有反全球化的现象也开始出现了。所以要分析这个国家周围的情况是怎么样的,面临什么样的环境。如果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是不是会给这个国家带来冲击。

接下来在探索了潜在的冲击因素之后,要看一下资产负债表中的内容来识别出有哪些脆弱性在积聚。一般情况下,我们需要了解有什么样的外汇不匹配。比如债务和收入所使用的货币之间不匹配的话,对企业就会有脆弱性,可能会有潜在的贬值。一个我们看一下期限是否存在不匹配。在国家层面,要看一下外汇储备是否足够以及流动性,以判断是否易受投资者情绪变化所影响。

看了这个之后我们再看一下资本结构,可以看到各个行业是怎么样被加上杠杆的,如果杠杆太高的话就会成为一个问题,特别是如果你的外债太多的话,这个行业会比较脆弱。所以我们要看一看是否存在足够的缓冲,比如债务对股本的比例和利息覆盖比率等。接下来我们还要看一看企业的盈利能力,以及银行的不良贷款。这里面重要的是我们要看一下房价,如果房价太高的话,也就是离基本的价格太高的话,那么可能会出现风险,一旦这个平衡因为资本外流而被打破的话,那么价格会暴跌,在我们的这个例子当中,会预计到巴西的房价很快会下跌。这可能会引起金融不稳定危机。

我们做敏感性分析,比方说如果20%的外汇会贬值的话,或者利率会上升的话,或者经济增长过快的话,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生产或者商品价格下降的话,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要看一下每个国家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考虑把这些因素放在每个国家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分析每个国家的政策措施。比如印度尼西亚在2015年使用了宏观审慎监管之后,债务在降低,看到系统性风险的积聚被打断了。

在这之后我们还做了一个情景分析,有什么样的冲击能够影响,会通过哪种路径影响哪个行业,会有什么样潜在的情景,会有什么样的潜在违约呢。比方说是贸易途径、金融途径,以及资产负债表的途径。如果一个国家的银行依赖的是外债的话,那么就面临着一个脆弱性,如果某个因素使投资者失去了信心就会导致银行外汇流动性危机。这样的话,就会减少企业的贷款让企业出现了困难和危机,大量企业出现危机则会导致经济危机,政府需要进行救市。这些都是相互关联的一些分析,我们需要对他们进行分析,特别是在主权评级当中对他们进行分析。

听到现在了,你们可能注意到,实际上主权评级和微观层面密切相关的。所以我认为本土信用评级机构也应该对系统性风险进行分析。随着国内金融行业的联系不断的加强,在一个行业当中做资产负债表分析是越来越重要了。本土信用评级机构应该能够更深入的了解一个国家的金融和企业的所作所为以及发展情况。这是我的介绍,谢谢大家。

 

原中国银行马尼拉分行副行长曾峻作主题演讲。

曾峻: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交流。前面的嘉宾已经在宏观层面对系统性风险进行了探讨,我打算从实务出发,从微观的角度,从操作层面来探讨系统性风险的应对框架。

从运营层面应对系统性风险:架构,KPI和监控指标

什么是系统性风险呢,从操作层面出发,按我的理解,没有办法用产品来对冲的风险就叫做系统性风险。换句话说,如果一种风险可以用资产组合来管理,能够通过产品来进行对冲,那这样的风险就不是系统性风险。我们不能左右市场,产品这样的市场手段又无法发挥效用,当外部手段失灵的时候,按照中国人的智慧,这个时候要用到“求诸于己”,从内部组织来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是我今天想给大家报告的内容。第一个部分从运营的层面探讨技术性的系统性风险应对框架,第二个部分汇报自己在实务中的一些经验和思考。

运营是一个很大的概念,从广义上讲,组织架构、内部流程都属于运营的范畴。那么运营和系统性风险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打个比方,系统性风险是流行性感冒,当流行性感冒爆发的时候大家躲是躲不了的,所有的人都会被感染,但不是每个人都会发病,区别在于每个人不同的肌体免疫力。运营就是肌体的免疫力,有着健全风险防控运营体系的机构,他们对系统性风险的免疫力强,因此面对系统性风险,他们可以存活下来,甚至在风险中取得发展。这里我们选取架构,KPI和监控指标这三个运营内容来给大家介绍面对系统性风险,组织内部如何通过技术性安排来增加机体的免疫力,通过这样一些内容的介绍来给大家搭建一个应对系统性风险的基本的组织内部应对框架。

首先来讲架构。运营、架构包括KPI这样一些概念都非常的枯燥,但确是我们在谈内部管理的时候回避不了的东西。没有了架构、KPI的保证,在谈风险应对、组织文化建设,包括我们现在提的一些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如果没有架构、KPI的保证,至多只是一个口号。不管是系统性风险还是一般风险的防范,在组织架构上的体现,就是要有人,要有权。所以我们提三道防线,提独立的汇报途径,现在实践中又提出在客户关系部门和产品部门需要有风险合规岗位,这是系统性风险防控最基本的架构要求。当然规模不同的企业,具体设置会有一些不同,比如说规模大的企业可以设置比较细一些,规模小一些企业人员安排上可以有一些重合。但是所有这样功能却是不能缺失的。

在实践中我们也观察到,经营跨度比较广的企业,它战略纵深长,抗打击能力强,平衡风险和分散风险的能力强,所谓东方不亮西方亮,面对行业风险他可以通过混业经营来分散风险,出现国别风险他可以通过跨境布局来稀释风险。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大有大的难处,但面对系统性风险的时候,大确实有大的好处。对于规模不那么大的企业,除了组织架构以外,怎么样来平衡分散系统性风险呢?后面我们会谈到科技化,以及外包化,可能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向。

来看KPI。 KPI,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作为一个内部管理手段,它有一个假设前提,人都是经济的人,因此绩效管理在组织内部是最有效的指挥棒。设置绩效指标本身没有问题,但如果企业为了追求短期回报而把KPI,尤其是短期财务指标设置得比较激进,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可能会给风险和发展的平衡带来伤害。因此我们的建议是,面对可能出现的系统性风险,一是KPI的设置要留有余地,尤其是财务余地,二是把风险考虑放到KPI指标里面去,三是KPI的设置要兼顾可持续发展。毕竟企业经营不是百米赛跑,而更像是一场超长的马拉松。在准备这次交流的过程中,我脑子里面一直就有一个词,叫做“余地”。面对无法用产品对冲来化解的系统性风险,组织内部资源的运用和调配要留有余地。今天我们也一直在提Macro Prudence, 宏观审慎,换种通俗的提法,就是要留有余地。

监控指标。对于谁来监控,谁来预警,上午和刚才演讲的嘉宾都谈到过一些,我也罗列了几条,想强调的是系统性风险的计量和监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我今天也没有谈监控模型。在这次交流之前,我从网上收集了一些关于系统性风险监控模型的内容,总的感觉是这样一些监控模型,它过于复杂,结论也不直观,实务中用起来不方便。今天向大家推荐的指标是“CDS”。大家对CDS应该不陌生,对,credit default swaps, 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名声大噪,一款fixed income derivative。打开彭博Bloomberg终端,在CDS的报价中,有一款报价叫做Sovereign CDS,它衡量的是一个市场,或者一个主权国家的信用风险违约价格。这个价格本身我觉得对于系统性风险监控并没有实际的意义,它的意义在于不同经济体间信用违约可能性的横向对比,以及一个经济体内部信用违约风险的纵向变化。大家问我没有彭博或者打不开彭博网站怎么办?昨晚在酒店我上网找了一下,可以上CNBC网站查,彭博的Sovereign CDS报价可以看得到。这个指标比较直观,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取得。我知道东南亚几个国家央行里的同事就把CDS作为监控系统性风险的其中一个指标来使用,比较实用,大家在实务中可以参考。

之前我们讨论了组织架构,讲了KPI,讲了监控指标,目的是什么呢?就想要搭建一个针对系统性风险应对的框架和平台,有了这样一个框架和平台,下面我打算在实务里面,就大家可能比较感兴趣或者碰到的一些问题和大家进行交流。内容包括了对交易对手的管理、合规、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中的投资和工程项目管理。

系统性风险应对实务:交易对手管理、合规、人民币国际化和跨国工程项目

交易对手的管理。从历史上看,如果系统性风险发生,在市场上最直接的现象就是流动性枯竭。流动性为什么会枯竭呢?往往是我们的交易对手不再给我们提供流动性了。我们的交易对手包括谁呢?包括了金融市场的消费者、我们的客户,以及金融市场上的机构参与者,包括央行、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这都是我们的交易对手。大规模的流动性恐慌如果发生,单独的经济个体很难独善其身,此时政府,就是各国央行和财政部的联手干预,看起来是起作用的,当然也有后遗症。对于流动性恐慌这样的系统性风险,我们能做的工作都是防御性的,其中包括了金融消费者教育和集中度、活跃度管理。金融消费者教育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讲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或者叫做风险揭示。我们作为一个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在向客户提供产品的时候得要把这个产品本身的风险给客户讲清楚。这样做的好处,一个方面是对我们金融服务提供方,比如对银行来讲,是一种约束;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希望经过了教育之后的客户或者消费者在系统性风险发生的时候能理智应对,不要采取过激的反应来推波助澜,把市场往更恶劣的方向去推动。关于金融消费者教育的具体内容,在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里面可以找到,大家可以做一些参考。听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算废除多德弗兰克法案,这个内容不在我们今天讨论的内容里面。交易对手除了金融消费者外,还有前面提到的机构交易对手,当系统性风险发生和流动性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希望有尽量多的交易对手能够给我们提供流动性,同时希望这样的交易渠道是畅通的,所以要对交易对手的集中度和活跃度做防御性管理,在风险发生的时候交易对手的面不能过于狭窄,这要求在日常市场里面大家要听得到你的声音,看得到你在交易,知道你这个交易对手是真实的,你这个渠道是畅通的。实践里面,我们发现,亚洲的银行习惯于无事不登三宝殿,没有出现问题时,出于成本考虑,总是想把自己成本维持在比较低的水平,在市场里并不是很活跃。举个例子,央行有流动性窗口,风险发生的时候才想去激活它,可能时间上会非常紧张。所以对机构交易对手,日常要有集中度和活跃度的管理。

大家可以看到,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整个流动性的供给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走。从2008年到现在,全球央行有一个统计,一共下调利率有679次,购买了将近14.2万亿美元的金融资产。所以在过去的近10年间,流动性确实不是一个问题。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上个月的博鳌论坛上有这样一个说法,本轮政策周期已经接近尾声了,这样一句话我觉得讲得非常清楚,没有一点含混。大家都知道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的央行美联储已经正式进入了升息的周期,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2017年1季度GDP增长6.9%,是一个比较好的数字。基于这样的背景,我们在座同事可能要对流动性收紧做些准备。今天我们讨论的是系统性风险,没有从巴塞尔协议以及流动性覆盖率(LCR), 净稳定资金比率(NSFR)这些指标的角度去谈流动性,是想从操作实务中强调交易对手管理的重要,想为在座同事引入交易对手管理这样一个概念,面对流动性可能出现的挑战,多一点准备和多一些思路。

合规。相信大家在那么多年涉及多个跨境监管主体的跨境经营之后对合规风险都不陌生了。大家都知道大众被罚了43亿美金,我记得德意志银行被罚了72亿美金,最终和美国司法部达成了和解,中国的四大商业银行也都有教训。我们知道合规对于跨境经营来说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现在业界有有一种说法,compliance is king,合规是王。我们把合规做到尽善尽美,理论上不是没有可能,但代价将是没有限度的成本投入。作为商业企业,一方面是严格的合规要求,另外一方面有成本的限制,我们能不能很好的平衡它?所以实务中谈合规的时候,一个方面要遵守并执行监管的要求,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必须有和监管沟通的意识。我们只有和监管进行了明确的沟通,才会知道监管准确的意图是什么,从而把我们有限的成本精准的放在监管所真正想要去控制的点和面。必须合规,没有任何争议,但是同时要和监管沟通。在做跨境业务的时候,我们一些企业走到国外,一开始蛮干强干,如果被监管指出问题之后,就想投机取巧,想规避风险。最后面对强大的监管,又变得唯唯诺诺。这样做的后果有可能放大合规风险,是我们在跨境经营中应该有意识去避免的。

人民币国际化。这可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话题了。中国的汇改从2005年一直到2014年1月份,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有一个单边升值的过程,我记得是从8.28一直到2014年的1月份到了6.04。2014年到现在又是一个人民币兑美元往下走的过程,今天是6.9左右。香港人民币的存量从高点下降了30%。表示在国际贸易结算之中,人民币的使用量和高点相比,下降了30%。从外汇资金交易中人民币交易量的排名来看,曾经一度人民币排名超过了加元,现在大概在瑞典克朗和瑞士法郎之间。面对这样一种变化,这样一种趋势,对于使用人民币的企业来说的话会不会是一种风险呢?我个人觉得整个这样一个过程,很难用一种结论性的语言去评价它。有一点可以很肯定,整个过程中,我们对国际化货币的权利,以及要对应承担的义务,有了越来越深的认识。回到风险管理和应对,我曾经和东南亚一些家族企业的CFO探讨过对汇率风险如何进行管理。出乎我意料的是这样一些公司,他们对我们可能非常了解的一些汇率避险产品,比如说远期、期权、NDF等,他们觉得历史经验上这些东西是不靠谱的,真正靠谱的东西是什么呢?是natural hedge,什么意思呢?我们要从中国采购零部件,把这个零部件装配好之后出口国外,如果整个采购过程我们支付的是人民币,那么将来下一步我的买家向我的支付货币用什么呢?我们可以大胆的去推进人民币,鼓励他使用人民币进行支付,这就是一种自然的避险法。很多时候我们把一些东西讲得很复杂,其实道理很简单,如果支付的是人民币,将来你收入的就可以主动选择是人民币。实践中,可能你的客户不熟悉人民币的时候,我们建议出口商在价格里面给出一个基于汇率避险的折让,让进口方愿意使用人民币,实践里是非常成功的。换一个例子,如果你的零部件从美国进口,支付的是美元,这个时候你要再推人民币进行最终结算,我们就觉得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存在着不确定性。所以最好的汇率避险法是自然避险,它的路线最直,效率最高,成本最低。回到人民币国际化,无论作为贸易货币还是投资货币,长远看,我们觉得是一种机遇,为什么这样说呢?中国改革开放那么多年走到今天,中国市场深度、广度和以前不一样了,人民币的机遇是由中国那么大的市场体量和目前的市场地位所决定的。从过程上来看,我想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这也是我们央行的另外一位领导,易纲行长他最近讲到,人民币国际化的市场驱动力没有变,这是人民币国际化最重要的基础和支柱。

投资。在跨境业务,或者说在整个“一带一路”过程里面,投资都是很热的一个词。跨境投资涉及到的是完全不同的市场背景,文化不同、监管不同、法律不同。这样背景下面怎样去规避投资风险呢,实务中还是有规律可寻的,最重要的是合作伙伴的选择。好的投资合作伙伴就好像是大航海时代一个好的领航员,可以帮你避开暗礁和险滩。如果确定对一个市场进行投资,一定要对你的合作伙伴进行严格认真的尽职调查。

很多企业在国外要收购并购了,可能大家习惯性的思维是要控制董事会。这个做法我们先不论它好还是不好,只是根据统计结果看,直接控制董事会并不见得是一种很好的选择,而选择财务投资,先在董事会里取得一个两个席位,慢慢熟悉标的公司的运作和架构,这可能是比较靠谱的一种选择。

不动别人的奶酪。做境外投资的时候,大家觉得可以根据自己的优势,去重新调整原来市场上的利益格局。从实际例子看起来风险极大,你要动了别人的奶酪和蛋糕,你不知道别人有一些什么样的反制的手段,所以我觉得不要轻易调整利益格局。作为新的市场进入者,到一个新的市场做投资,新进入者的价值在于把新的资源引入这个市场,扩大市场边界,把蛋糕做大,这才是一种成功的选择。我们之前讲到的一个词叫做余地,投资需给自己留有余地,同时给我们的合作伙伴留有空间。

工程项目。中国的优势产能和“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市场的结合,我们认为是非常经济合理的一种市场组合,在这个过程中,工程项目有着巨大的空间。随着社会的进步,包括我们对潜在风险控制的考虑,工程项目从立项,实施到竣工之后的管理,应该有公开、透明和环保的理念,从而尽量减少工程项目的社会阻力。我们的项目本身如果做到公开、透明和环保,就可以取得当地政府和社会对项目的理解和支持。对于工程项目的完工,现在的定义和以前相比也有了变化,以前我们讲完工主要是指物理完工,现在并不仅是物理完工,你在经济上面,整个建成了之后能不能赚钱,这就有经济完工的要求;项目完成之后,你有没有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这是社会完工的要求。像是一个有机体的各个方面,在整个工程项目过程里面,上面这些概念应该是缺一不可的,我们应该要有这样一些概念。

资金是工程项目的重要环节。工程项目的资金包括业主的equity投入,包括工程承包商自己的带资,包括项目融资。项目融资往往是以银团贷款的形式来进入的。如果参与银团的银行结构过于单一,比如说就是某一个国家的同类银行参加的话,抗风险能力不见得很强。对于一些大的工程项目,由银团贷款提供项目融资,最好是有跨类别的,比如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本土银行和外资行;以及跨国的,甚至是跨区域的银行参与。在这样的架构安排下,如果出现风险,由于牵涉面广,违约成本会很高,对于工程承包方来讲,对于贷款银行来讲,会是一种保护。工程项目是系统工程,是一个非常专业化的过程,需要非常注重细节。举个例子,工程承包商要给业主提供履约保函和预付款保函,但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保函可以根据工程进度减额。细节不注意,会从小的疏忽带来大的风险。控制工程项目的风险要注重细节,要有专业的管理。

我们把实务里可能会碰到的一些问题,同时也是大家比较感兴趣的问题,包括交易对手管理,人民币国际化、合规、工程项目以及投资,给大家做了介绍。实务里的例子还很多,以后有机会的话,非常愿意继续和大家进行沟通和交流。

问题和思考

下面的一点时间来谈谈自己的问题和思考。在做这个汇报的过程中,有个问题一直挥之不去,就是新技术会不会带来系统性的风险。

去年大家都知道谷歌的阿尔法狗赢了韩国棋手李世石九段,这是个标志性的事件。现在,人工智能的产业化,可以让企业成规模的削减重复性劳动成本成为可能。对于云服务和云计算,服务提供商通过IAAS,PAAS和SAAS这样一些分层的服务,使得我们不同规模的企业,都可以一步到位去享有强大的中后台服务。不管是东方金诚也好,还是某家大银行也好,只要你愿意,亚马逊的AWS,或者阿里云,都可以让你一步到位取得强大的中后台支持。区块链技术的使用可能和在座各位关系更大一些了。区块链分布式记账,去中心化这样一种底层技术的实践,让我们发现交易中的信任可以靠数据的层层累计和链接来建立。我们知道评级机构的工作就是要帮助交易中的双方建立信任。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出现,相信对评级这样一个行业来说,对将来的定义和定位都会带来非常大的影响。

新技术到底会带来是机遇还是风险,我个人的看法是取决于面对新技术的态度。昨天的会议中提出不同机构评级的结果能不能互认这样一个设想,我觉得给了大家一个很好的启示。面对新技术,如果我们的态度是去拥抱它,让自己成为变化中的一部分,而不是被颠覆的对象,就有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关于评级,将来的发展就有两种可能,一是在专业领域做深做精,比如主动把区块链技术引入到评级中。另一种可能就是横向做,为专业资源的集成提供平台。不管怎么做,如果有跨界的勇气和开放的勇气,配合自己已经建立的专有技术,总会找到未来时代里面我们自己的位置。

变化已经在我们身边发生。

上个月,我记得3月28号,建行和阿里签了一个战略合作协议,他们相互之间二维码互扫互认。昨天晚上看到一个新闻,工行和微信支付也表示会签这样一个协议。我自己理解,这是传统商业银行对新崛起的Fintech公司做出了妥协和让步,同时在用空间换取时间。

招商银行已经把区块链技术运用到了全球现金管理中,目前是私有链的做法,还是降成本提效率。

人民银行的数字票据交易系统去年年底试运行成功。

全球最大的30家银行中有28家正在区块链领域投入资源研究它的实际应用。

法国的巴黎银行和世界第二大保险公司安盛公司正在构建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基金销售平台。

我们面对着的是一个变化的时代。我相信对于某些公司来讲,新技术的出现是一种系统性风险,但是对另外一些公司,新技术意味着的,是系统性的机遇。

总结:发展、自律和务实

当我们提到风险挑战的时候,我们应该理解没有哪一种解决方案是完美的,但解决方案应该是务实的、可行的,而且应该是有利于将来发展的。实践中我们发现,有时发展本身会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我们如果能够保证足够的自律,能够留有余地的话,总还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的。谢谢大家。

 

国际协力银行(JBIC)国家信用部主任
Mr . Yo Kikuchi作主题演讲。

Mr.SantiagoF.DumlaoJr.: 欢迎从茶歇当中回来,我们的下一位演讲人是Mr.Yo Kikuchi先生。他要讲一下反全球化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请欢迎Mr.Yo Kikuchi先生。

Mr.Yo Kikuchi:大家下午好,我叫Mr.Yo Kikuchi,我非常高兴参加这样重要的会议,我的汉语太不好,所以不好意思,我现在开始说英文演讲。非常感谢,今天我有机会能够参加这个非常重要的研讨会,我来自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简称为JBIC,是日本政府所拥有的一家金融机构,我们这家银行的创立是为日本企业进行跨境贸易提供金融服务,这包括日本企业的贸易伙伴,包括中国,也包括其他亚洲国家,还有包括非洲等等,所以JBIC为这些企业在市场上提供支持。我来自的是国家信用部。

今天给了我一个任务,让我讲一讲反全球化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这是非常有挑战性的一个话题,现在几乎是四点半了,我要尽可能让我的演讲做的短一些。

今天我基本上要讲三个问题,一个是反全球化,第二个是全球化的典型事实,第三个是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在我的演讲当中,我想得出三个结论,一个是政治上出现反对全球化的现象是去年的时候,我们看到美国大选,但经济全球化的停滞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了。第二个是全球化一些事实,停滞情况,以及反全球化可能会导致的系统性风险。第三个是系统性风险可能没有那么大,为了防止系统性风险的发生,很多的信用评级机构是非常重要的,我在做完我的演讲之后,希望你们能够得出结论。

反全球化

这些是反对全球化的一些关键性的人物。对这些人我不详细介绍了。第一个是来自英国,英国决定脱离欧盟,这是去年6月的事情,这对于整个全世界来说是人们没有想到的。第二个是美国反对全球化。如果谈到欧盟的话,很多人可能觉得欧盟内有些事情错了,这是反对全球化的一个路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所以反全球化这个是产生很大的影响,今年一开始,我们看到了荷兰大选,这是人们出于安全上的考虑,因为极右翼政党他们不会有非常大的希望能够获胜。

去年我们已经感到非常惊奇了,但是今年我们又有一个惊奇,这个周末在法国要举行大选,如果勒庞当选的话,会对法国政党产生重大影响。在最右边,这是一个峰会,在日本举行的,这是七国集团的领导人举行的会议,他们都是支持全球化的。但是欧盟的这个领导人已经变了,美国总统已经变了,今年秋天德国如果大选之后,对德国未来发展也会产生一些影响,默克尔可能会有一些限制性的措施来必须考虑一下右翼政党的政策。

为什么这种反全球化会发生呢?背后的原因在于实际的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程度。从2007年到2014年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收入水平的总人口和OECD的平均水平,我们看到有10%的人他们是处在比较低的水平线上,还有10%的人他们处在最高的水平上。这张图显示的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收入群体,2007-2010年最低水平10%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减少了5.3%,最高收入的这些人减少了3.6%。这里面还看到了2010年到2014年的情况,反映了美国的次贷危机之后的收入增长,分别是1.1%2.3%。所以在此之后,这张图显示的是人们的平均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了。再从整个方面来说,在去年的话人均可支配收入,还是比较均衡的,这是在去年,我们看到英国和美国举行了大选。

今天我们讲的是系统风险,我认为有两个渠道在系统风险当中会出现,一个是实体经济领域,另外一个是金融行业。这里面有两个危机性的风险会发生,一个是国内,另外一个是跨境的。在上边是实体经济部分,这方面的风险可能会在一个国家出现,为了防止这样的系统性风险的发生,我们从银行角度来看,可能有很多措施,一个是宏观审慎的政策,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还有竞争政策可能会让企业的竞争力更强。在下方这是金融行业,有一些方法来防止系统性风险在金融领域发生,一个就是储蓄保险,还有要通过一些机构能够进行在岸/离岸监督,还有一些审慎性指南需要要银行来采取措施。但是今天我们必须要关注是跨境的系统性风险。反全球化是和这些领域相匹配的。在跨境领域里面,对实体行业产生影响主要是些贸易和投资的框架,这里面有双边的自由贸易协议,你们都知道自由贸易协议,目前作用良好。但是去年我们观察到,在美国政策当中,美国对贸易的政策,特朗普总统想在墨西哥之间建立一个边界墙,限制与中国的贸易,我们该怎么样来减少这样的政策所带来的影响。还有跨境的系统风险也在金融行业产生了影响。这里面主要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和金融稳定委员会等,他们应该怎么样来考虑,他们怎样从国际的角度来考虑系统性风险。

全球化的阶段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全球化的阶段,现在我们处在哪个阶段。这是贸易额/GDP1960年是100。这是两个阶段,我们观察到的是全球化快速增长的阶段,一个是在1970年以后,另外一个阶段是1990年和2000年之间。第一个高峰是受到价格因素驱动的,这是石油的价格因素,就是资源价格因素驱动了,由于限制了产量,导致了油价的上升。第二次全球化高峰是在1990年到2000年之前,在这个期间,全球合作不断加强。第一个期间全球化的合作,使贸易额增长了15%,当然了后来出现了大幅的下降,这时出现了经济危机,但是在此之后,我们没有看到贸易额上升,贸易额一直是在下降的。在右手边,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贸易额,也是以美元来结算的,我们看到贸易额是上升的,贸易额从2000年到2010年,比以前的贸易额增长了几乎是3倍。

我觉得我们要考虑一下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进口的增长情况。这是以每年来考虑的进口额的增长情况。红线指的是价值,所以进口是因为价格下降而受到了驱动。但是同时如果我们看在这个图纸当中,下面地图当中所有的国家,都受到了影响,红色部分表示的国家,他们的进口额比前十年减少了20%,所以在全球我们看到了只有非洲的几个国家,表明了他们的进口贸易额是增长的。

这张图也显示了一些重要的因素,在金融危机之后我们看到,红线是保证金市场,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市场主要是受到了保证金的驱动。但是几年之后,我们看到一些保证金的市场,保证金的市场在下降。原因在于近年来贸易停滞,这是因为资本贸易的下降。下面这张图是世界商品和服务的实际进口增长,这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情况,在危机之前,全球贸易是比较积极的,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贸易额下降,后来全球贸易额的增长是比较小的。

这张图反映了总的资本形成,危机之前,每年有4%的增长率。危机以后呢,2012年以后,增长率是3%。所以贸易变的越来越不活跃了。我们也观察到,贸易机会不像以前那样很大,是什么原因呢?一个原因是自贸协定,左边的这个图是表示自贸协定,签署的自贸协定国家的数量,到2010年开始减少了,说明黄金时代过去了。

现在呢,还有一些贸易协定、自贸协定,还有合作协议。双边协定,双边贸易协定,双边的谈判可能比较容易一些,要比多边的贸易协定更容易一些。自贸协定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完成了谈判,进入了最后一个阶段,但特朗普准备退出了,现在是这样的情况。双边的自贸协定签署之后基本上饱和了,现在再签署是很难的,那么这也是自贸协定停滞的一个原因。谈一谈中国的情况,左边这个图,看一下GDP的增长速度。2000年以后,中国加入世贸以后,我们都知道中国GDP份额增长速度非常高的,由4%14%。是因为自贸协定签署的越来越多促进了GDP的增长。

我想谈一谈关于全球化,关于金融部门的全球化,交易对手的跨境债务情况。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可以看一下这个数额是在增长的,在发生经济危机以后,这种现象停滞了,然后一直保持这样的水平。金融部门的跨境债务的出现来停滞。另外关于跨境债务这方面的情况,可以看一下一些发达国家所占的份额,看一下银行、非银行部门所占的份额,每个国家的一些机构,还有一些国际机构、非银行的部门。这可能显示出某种警示,某种警报了。让我们能够思考,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所带来的影响。

这是来显示出跨境债务另外一张图。这个红线指的是中国,中国是一个例外,是在持续增长,即便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也是如此,这是让人感到奇怪的。但是中国所占的份额仍然非常小,只占到所有跨境债务总额的百分之几。在我讨论中国的系统性风险之前,我认为中国在全球市场当中的跨境债务是非常小的,中国的有关部门能够在本国市场当中对跨境债务进行控制,而且能够和海外国家一起进行审慎的控制。所以我认为,全球金融系统性风险从中国发生的可能性并不是太大,而且如果即便发生金融风险的话,范围也不会那么大,这么说是公平的。

在谈到系统性风险的时候,我们要看每个国家的政策,这些国家的政策非常重要的,政策主要取决于外汇储备量。如果我们将2000年的情况和最高峰的外汇储备量相比较的话,外汇储备增长了几乎是6倍,在金融和贸易方面只是增长了3倍,也就是说外汇储备的增长比贸易或者是比金融交易的量都增长的更快。这表明外汇储备是逐渐积累逐渐增加的,主要的增加量出现在了2013年,这是因为新兴经济体越来越重视外汇的储备,美国只是从2015年才开始增加其外汇储备。近年外汇储备在逐渐的下降了,这不是因为美国的政策,全球外汇储备下降是有其他原因的,贸易额已经下降了,跨境金融交易出现了停滞,这就意味着每个国家外汇储备上会出现下降。他们采取防止系统性风险的措施所以我们必须要关注。

系统性风险的影响

尽管我说的是系统性风险,但是系统性风险不是那么大。

从信用评级机构的角度来说,我们使用一些主要的经济指标来建立模型。这些数据,或者这些指标,都是以年为单位的。所以我也问我自己,这些数据是不是足够捕捉系统性风险呢?虽然我们有外汇储备这一个指标,但是我们必须更加关注的是其他的指标。我已经提到了其中反全球化,是出于经济的原因,所以这里面没有这方面的数据。所以我认为我们用这些指标不足以捕捉经济,不足以捕捉系统性的风险。所以我们要考虑一下,一个比较强劲的经济指标以便能够捕捉系统性的风险。

如果考虑到系统性风险的话,我认为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有两个因素。一个因素是可见的,或者是合理的系统性风险,如果有一个国家和其他国家有贸易往来的话,他们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我们可以期待系统性的风险从一个国家蔓延到另外一个国家。但反全球化如果真的发生的话,相应的国家会失去贸易和金融机会,并不能抵御这样的系统性风险。还有我们需要考虑其他的影响。美国2008年开始的量化宽松政策,很快就要结束了。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也是世界上一些国家开始减少外汇储备的原因。所以我们认为系统性风险是可预见的,而且是合理的。

但是还有一些不可预见的和不合理的系统性风险,这是很难捕捉的。比方说收入不平等,一个国家的收入可能是比较大的,另外一个国家的收入也很大,但是这两个国家没有贸易关系。如果经济水平相当的话,这个国家发生了系统性风险,可能会在另一个国家也会发生系统性风险,尽管他们没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或者是也没有贸易关系。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的,特别是在反全球化的情况下。反全球化是经济收入不平等的原因之一。

说了所有这些之后,如果人们让我回答全球化是否会停滞以及在今后几年是否会停滞的问题,我的回答是不会。因为有很多的因素,很多的因素能够驱动着全球化的发展。比方说新技术,或者是IOT,这可能是全球化另外的驱动因素。各国政府也不能停止这种以市场为驱动的技术全球化。

在全球性金融危机当中,信用评级机构受到了质疑,因为不能捕捉抵押、债券这样的风险,不能从中捕捉到金融风险发生的信息。所以在新技术驱动的全球化进程中,信用评级机构必须要关注全球化,而且要采取新技术。可能我们需要政府来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信用评级机构应该密切关注这些政策,不仅关注每个国家政府的政策,还要看一些国际组织的框架,看看这些国际组织他们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推动全球化的发展。

谢谢大家,我的演讲完了,非常感谢你们的聆听。

亚洲开发银行(ADB)高级顾问
Mr . Noritaka Akamatsu作主题演讲。

Mr.NaritakaAkamatsu:亚评协的主席,中国专家们,贵宾们,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

大家讨论了很多关于系统性风险这个问题的内容。当然是因为互联互通、相互依存,系统性风险因素会发生传染或者说是蔓延,在这方面羊群效应还有顺周期性都是关键的概念。由于我是负责金融机构的,所以今天主要讨论下金融机构的脆弱性,一会儿也会探讨支付系统。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共同风险暴露,这都是委员会要考虑的,并要根据这个情况制定一些新的框架,比如巴塞尔协议III

导致全球的经济危机的根源都有哪些呢,哪方面做的还不够充分呢,我们应该深思,不要单独看它的表面,而是要综合考虑各个要素,包括金融体系周围的以及经济方面的要素都需要考虑,审慎政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下面将讨论到微观的审慎和宏观的审慎政策。

巴塞尔协议III是对巴塞尔协议II的一个加强。它强调的是对于交易对手的信用风险的管理,要加强资本要求、而且还有逆周期资本、资本留存缓冲和动态准备金,而且还有一个是系统性的风险资本支出,其他的内容我一会儿再讲。首先我要说的是它加强了对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的资本支出,我认为通过银行间市场相互联合起来,风险敞口也是暴露给彼此的。这种交易对手的信用风险无疑是非常危险的,特别是银行间。当他们相互进行交易的时候,如果一家银行失败了,那么会影响很多其他的银行,因为他们之间互相暴露的比较多。所以如果面对的交易对手的风险比较大的话,那么银行之间的风险敞口会比较大。

第二个是逆周期的资本支出、资本留存以及动态准备金,这指的是在一个经济过热的经济体当中,如果对信贷的需求比较大的话,那么银行流动性很高,经济增长会很快,这就要求银行有更多的准备金,甚至有时候会超过最高的限额,所以需要有一个逆周期的活动。

最后的一个就是系统性的风险资本支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在这方面的支出是非常大的,也是比较复杂的。很多的银行机构向另外一个银行有比较大的风险敞口,所以对于那家银行来说需要有比较大的额外的风险资本支出以便能够保持稳定。

第三个和第四个所谓的资本和流动性覆盖率。巴塞尔协议III并不承认银行债务是优质的流动性资产储备,而是认为这应该是在系统性风险当中所包含的东西。第四个我认为像流动性覆盖率,这就是所谓的LCR。如果银行购买这些高质量资产的话,一般情况下非常容易用这些资产从其他银行或中央银行获得信贷,这里面的一个提法是HQLA,既优质流动性资产储备。比如政府债券通常是优质的,是中央银行可以接受的,政府债券是高质量的流动性债券,他们的评级比较高,企业如果买来做资产的话就是优质的流动资产。和优质流动性资产相比,企业债券的风险相对来说就比较大了。如果一个企业持有的企业债券相比HQLA比较多,就会级别比较低。企业债券不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工具,即便他们在部分程度上,也会被认为是优质的流动资产。对于金融机构特别是对银行来说,如果银行发行债券的话,这个债券是由另外一家银行来购买,另外一家银行就不能把这家银行发行的债券认为是优质债券。比方说A银行发行债券,B银行购买了债券后即便认为它的流动性很高,B银行不能把它认作是优质流动性资产,这是巴塞尔协议III当中所规定的内容。

下一个是净稳定资金比率,这是明年即将推出的。它不认可批发的短期债务和存款是稳定资产,这包括银行间的存款以及银行间短期贷款。在这里面规定的是,某种类型的一些债务被认为是稳定资金或者是被作为存款来认可的,存款放在银行里并不是突然的需要把所有的金额都取出来,这样的短期负债是比较稳定的。根据巴塞尔协议III,银行间拆借的这部分债务并不被认作是稳定的资金,所以我们要认真的考虑什么是稳定的资金,银行如何通过市场机制为自己进行融资。

所以这里面的要点是所有这些都有一些控制性的关联。另外一个由FSB(金融稳定理事会)在巴塞尔协议III当中对影子银行的规定。我发现影子银行和银行通过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进行互动,他们之间的风险是互相暴露给对方的。影子银行是在银行之间的,或者是在回购市场上进行投资,使流动性回到了银行。货币市场上的开放式的基金应该在我需要的时候把这笔钱拿回来,所以这个市场应该有一些像银行存款这样的流动性的资金,而且在市场上应该有流动性,能够偿还其他人。为了防止这种额外的需求,基金通常会从银行寻求支持,所以他们在流动性方面对银行是有依赖的。我认为这是他们之间的相互依赖。

另外我想要谈的是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这是2012年出台的,但是这是一个全新的东西,这是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另外一个回应。比较当时已经存在的一些国际标准而言它是新的。它把三个国际标准放在一起了,一个是《系统性重要支付系统核心原则》,这是在2000年或者更早时间出现的,这是国际清算银行CPSS制定的,CPSS指的是支付结算体系委员会,现在CPSS叫做CPMI即支付和市场基础建设委员会。第二个国际标准是RSSS,也就是《证券结算系统推荐标准》,这也是由CPSS推出的。最后一个是《关于中央对手方的建议》。2012CPMI把这些原则放在一起。我认为它构成我们对系统性风险讨论的支持。一个是多边的支付体系,在这里既能够防止系统性风险,但我认为一开始在设计当中就存在着系统性的风险。所以我们要采取一些措施在制度上或者系统当中防止这样的风险出现。

系统风险与不同来源的风险,一个是即时支付结算系统,一个是净结算体系,他们是不一样的。如果是一个净结算体系,那么它产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很少,我认为还有其他更广泛的更大的体系,如何和它们结合防止系统性的风险?银行间建立了相互依赖的支付体系,所以整个体系必须能够相互的合作,如果有需要能够进行合作,这里面有三个工具,一个是资本,第二个是风险共享机制,第三是净结算系统。我要谈一下风险和潜在的成本。因为结算体系取决于相互依赖的支付体系,所以风险如果出现的话将是以指数性来增长的;还有一个增长的风险是需要有很大的流动性,但是银行不能随时保持这样的流动性,中央银行可以提供流动性,但是中央银行要求有与需要的流动性成比例的抵押品,所以在净结算体系当中,它是以曲线形式来增长的。我们必须要想一想,如何设计最优的支付体系。希望这些能够给我们一些提示,如何能够不仅了解风险,而且不仅仅是系统风险,还要考虑成本。

关于回购,在债券市场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回购有经典回购,有承诺回购,中国还有很少的国家使用所谓的承诺回购。关键是经典回购,在转让前要设计另外一个交易,比如说我是回购买方,那么我承诺回购证券,然后我获得的这个证券,我转身用这个证券又与另外一个交易对手借钱,这样这个证券就是在这个系统内转来转去的,这样就会导致这个系统性风险。那么讨论的焦点就是说为什么中国不是采用经典回购这一全球的标准,讨论当中我是站在中国的这边,中国现在不具备应对市场萧条的这样一个基础设施,使用经典回购可能会导致系统性风险,所以现在是使用这个承诺回购,不使用经典回购。当然现在也在完善这个系统,相信会有解决方案的,所以中国以后会采用经典回购。

因为时间有限,所以我就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我给一个小型经济体政府提供咨询建议,关于一家国企的PPP形式协议,该国企和一个具体实施项目的独立私企来签署这个PPP协议,国营电厂同意购买所有的电力,IPP(独立发电厂)到银行借钱进行融资建设发电所需的的电力设施。电力购买协议要求国企要付款给这个私企,国营电力公司他们有自己的市场卖电给居民,以当地的货币来收费的,完全是使用当地的货币,但是跟私企则是用美元交易的。这个小型经济体经济发展缓慢,销售这个电力设施没问题的,所以每一个项目都是很成功的。但关键问题是货币引发的问题,因为作为小型经济体它的外汇交易市场发展的不是很好,必须到央行去进行外币兑换等等,所以央行要代表电力公司来进行支付,那么问题就是他们能不能继续获得这么多的美元呢?如果不改善他的外汇兑换机制,能不能这样持续下去呢?如果不给外汇兑换施加压力的话,能实现吗,具有可持续性吗?所以因为汇率的区别等等这些都是问题。

这提醒我想起一个案例,那就是亚洲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一开始,就是货币的不匹配,所有的购买协议、所有的交易都以美元进行,这就产生了潜在的风险。所有的项目都可能会停掉,我希望有人能够密切关注这种类型的风险。根据我的观察,这样情况在中国没有出现这种结果,中国有可能会帮助一些电力有限的国家,这些国家政府担保可能不足以帮助企业避免系统性风险,像这样的小国他们需要中国的支持,如果中国这么做的话,我肯定这些国家是很喜欢中国这样的国家的,但如果这样的事情做得多了,那么不得不考虑这样的外汇汇率上的一些常见风险,我们应该做出一些安排,应该考虑如何避免系统性风险,谢谢。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别特征、相关投资机会与挑战讨论会现场。

“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国别特征、投资机会和需注意的问题

俞春江:大家好,我是东方金诚的俞春江,也是这个环节的主持人。不好意思,我们拖堂了,每一次我听王博士演讲,我都觉得有一种罪恶感,为什么呢?因为在他每次讲到意犹未尽的时候我就给他喊停,这次他也是拖堂了,不好意思。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一带一路’沿线区域主权信用报告”这份报告,报告得拿上来秀一下,我们将它放在各位的桌上供大家查阅。这个报告是东方金诚主权评级团队的首批评级成果,我们董事长罗总拿到这本书的时候,跟我讲这个封面怎么这么惊悚,我说这就对了,因为“一带一路”这片星辰大海,不仅仅有瑰丽的风景,也是有风险的,前面的征途还是有坎坷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讨论会环节来讨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机遇与挑战。

下面我们有请第一位嘉宾,日本信用评级机构JCR的亚洲信用特别代表Mr.Satoshi Nakagawa先生,他也是亚洲信用评级协会的副主席;第二位嘉宾是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王稳先生,第三位嘉宾是商务部前投资促进局局长和外资管理司司长刘作章先生,第四位是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副秘书长陈春艳女士,第五位嘉宾是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创新发展部副总监褚凌川女士。

这个讨论会环节,我跟各位嘉宾商量了一下,大概是这样安排,我们每一位嘉宾从各自专业的角度谈一个方面的问题,之后会有一些自由讨论的时间。第一个我想把发言的机会交给来自JCR的Mr.Satoshi Nakagawa先生,Mr.Satoshi Nakagawa先生今天是我们的超级战斗英雄,今天早晨有一个主题演讲,现在是对话嘉宾,下午还有一个主题演讲。JCR大概是已经发布了33个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的报告,而且正在准备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报告,我们前天和Mr.Satoshi Nakagawa先生一起拜访了我们国家相关部门的代表,做一些沟通,所以我想请Mr.Satoshi Nakagawa先生聊一聊,关于他们主权评级和我们这块有什么异同,或者做一些评论。

Mr.Satoshi Nakagawa:非常感谢,我不能说我是英雄,但是今天确实讲了不少。关于这份主权评级报告我看了一下,这个方法还有评级的结果,很容易理解,我觉得是值得赞赏的,在这方面对132个国家做了评级,针对50个国家写了报告,这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不管怎么说,是非常值得赞赏的,东方金诚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我想就主权评级可能面临的挑战说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挑战是关于区域评级和全球评级。东方金诚的主权评级是全球范围的主权评级,然而中国投资者使用的是中国的区域评级。中国投资者可能会对区域评级和全球评级的结果相互比较,那区域评级和全球评级应该怎么来比较呢。要建立这样一个可比性,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具有挑战性的。

第二方面,“一带一路”倡议的进展随着项目的实施,沿线国家的现状会有变化,每年都会有变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分析这些国家的可持续性,还有他们外债的情况。如何来监测债务持续性,特别是这些评级分数比较低的国家尤其值得关注。

第三个方面是统计数据。主权评级这方面我认为最大挑战是低收入国家缺乏统计数据,以及他的数据的准确性还有时效性,我相信东方金诚也遇到了这样一些问题和挑战。在这方面,我的经验是如果你遇到了这些方面要获取准确的统计数据,最重要是去访问国家,感受他们发展的情况和现状,要听取当地人们的一些意见和看法。但东方金诚的评级模型做了132个国家,如果全去132个国家,那这任务也是太艰巨了,尤其是那些评级级别比较低的国家,我们要予以关注。

另外我也想建议东方金诚可以利用一些亚评协的网络信息,因为亚评协各成员机构都知道各自国家的情况,所以利用这样的网络信息可以帮助了解相关国家的情况。这三点是我要提的一些意见和看法。

俞春江:非常感谢Mr.Satoshi Nakagawa先生的评论和给东方金诚主权评级团队的宝贵意见,期待能和JCR合作共同完善主权评级体系。下一位我想请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王稳博士,中信保在国别风险研究方面具有独特的地位,尤其是在保费和赔偿率方面有自己独一无二的优势,所以我们想请王博士在这方面做些评论。

王稳:谢谢主持人,首先对东方金诚发布了国内第二份“‘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主权信用评级报告表示热烈祝贺。去年10月份中央新闻联播报道了一个新闻,就是中信保发布了我国首份主权信用评级报告,其中包括了“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的主权信用报告。

刚刚看到东方金诚发布的主权信用评级报告,与中国信保的研究框架类似,基于这个研究框架,这份报告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份报告。

简单给大家介绍下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2014-1016年,中信保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累积的风险总敞口是三千亿美元左右,2016年的风险敞口是1133亿美元。中国企业的贸易和投资走出去面临的风险,都可以通过一个政治风险或者国家风险交易市场转嫁给中信保,中信保是国内唯一一家独立承保海外投资险的机构。为了支持这么大的风险敞口,中国信保一定会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家风险,乃至包括联合国定义的全球193个主权国家的风险进行多维度的评级和分析。中国信保已经建立了相对比较成熟的技术体系。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风险,或者海外经营风险,首先是所谓的政治风险,包括了战争与内乱、汇兑限制、征收或者国有化,还包括主权信用违约风险,再加一个商业对手的风险,这两大类5种风险,可以称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系统性风险。为了准确评估和分析我国企业海外经营的系统性风险,可以运用国家风险综合评级方法,来综合判断“一带一路”国家的系统性风险特征。为了突出特定国家的政府偿付能力,或者政府债务承受能力,也可以运用主权信用评级方法和模型去定义一个主权国家的信用状况。

从中国信保的实践上来看,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家风险状况,总体来说,是国家风险相对显著,按照九级分类法,64个国家平均国家风险级别是5.5级,最低的是新加坡,最高的是阿富汗。此外,“一带一路”国家主权信用评级的平均级别是五级,主权信用风险最低的是捷克,3A级评级,风险相对较低,而阿富汗的主权信用风险是CC,主权信用风险水平最高。从国家风险和主权信用评级两个维度比较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风险综合评级要高于主权信用风险评级。用中信保的理赔数据去检验了这个评级结果,从赔付率角度来看,评级为一到三级的国家出险概率大约是1%,评级为6到9级的国家出险率是6%,就是说,高风险国家比低风险国家的出险概率要大6倍。

中国信保组建了一个由30几个博士和博士后组成的国家风险研究团队,建立了国内唯一一个国家风险数据库,国家风险数据库收集了上万份研究报告,上亿条的风险信息,数亿条的数据来支撑国家风险评级和主权信用风险评级研究。

目前国内的关于国家风险或者主权信用风险评级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我们愿意与东方金诚更加紧密的合作,推动我们国内国家风险研究和评级理论的发展,提供更加丰富和准确的国别风险信息,支持我国企业更好地走出去,也希望大家更多地关注我们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中信保已经连续13年发布国家风险报告,去年开始发布主权信用报告,也希望与走出去企业能更多的交流。

俞春江:谢谢王首席的介绍和对东方金诚的认可。期待东方金诚能和中信保在国别风险研究方面加强合作,我们两家还是有天然的合作基础。我们一直有一个这方面的设想,如果整个评级只是我们内部专家去完成,是带有一个机构独特的视角,但是反过来来讲也是有可能存在一定缺陷的。因而罗光董事长昨天在亚评协内部峰会上提出这样一个倡议,是否能由几家评级机构和研究机构共同组成技术专家,形成一个评级技术委员会,能够共同对各个国家主权做个重要的判断,能综合多方的意见。所以我们也提出了,比如说亚评协版评级体系,通过各家评级机构将相关意见综合一起,这个或许也是一条可行的路子。所以我们期待在后续的过程中,能够和中信保,和我们各家机构,在国别风险研究服务既要有差异化竞争,更要有合作,为市场提供高质量的国别风险服务。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国家有相应很多政策配套这一块的,我们接下来请刘局长为我们讲一下对主权评级的看法和系统性风险方面的一些思考。

刘作章:非常高兴来参加东方金诚和亚洲信用评级协会主办的亚洲信用评级机构CEO峰会。我长期从事吸收外商来华投资工作,因而对评级行业有所了解。18年前即1999年开始,中国陆续批准了穆迪、标普、惠誉三大评级机构在华设立合资或独资企业,从事信用评级、评估、咨询、培训和信息分析等业务,可以说这些外商投资企业整体上做的不错,为中国评级行业发展提供了很多经验和方式方法,也为一些企业投资或融资提供了帮助。关于主权评级,我看到很多社会报道,一些主权国家对有的世界级评级机构做的主权信用评级不满,认为不公正不准确有偏见,不仅是一些欧洲国家,中国去年3月份受到某机构评级降级,报道说我们财政部领导认为是不准确不公正的。

刚才亚洲信用评级协会讲到了,这些评级公司在经济增长时没有做出一些预警,当出现经济下滑时候他们则较大幅度降级,为经济危机推波助澜,这种方式做法是不合适的。信用评级要体现公正、公平和全面,对一个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需要非常慎重,不仅仅需要用数据分析,还应该与受评国家有关部门进行沟通,可以内部会谈,可以公开论坛,一起探讨交流,得出一个比较公允的一种评级结论,各方面都有心服口服的。

沟通交流至关重要,这也符合我们5月份就要举行的“一带一路”峰会精神,五通还要加一通,加一个智库方面的,加强信息交流,增进合作共识。我们搞信用评级,也是一种信息的互通,你的信息这个来源,他的那个来源,是不同的,评价出的结果就是不一样的,政府掌握的信息,你掌握的信息是不是都是同样的资料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信息沟通与交流、信息对称对信用评级十分关键。我也是非常赞赏东方金诚、中信保做这些信用评级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希望我们做的更扎实更充分,经得起考验。

俞春江:刘局长对信用评级这块提出了希望和高要求,我们评级机构应争取早日实现要求,提高评级服务质量,更好地为投资人服务。接下来请陈秘书长讲一下关于基础设施建设这一块的资金筹集,包括PPP和资产证券化方面的内容。“一带一路”的倡议里面,第一条关于基础设施的互通,所以整个基础设施这一块,不管是国内的部分,还是国外的部分,解决基础设施项目的融资一直是关键,所以我们想请秘书长讲一讲。

陈春艳:尊敬的各位来宾早晨好,非常感谢主办方邀请来参加本次研讨会。我也是本着学习态度,来参加本次会议。在风险分析方面我想在座的各位都是顶尖专家,我们的主办方东方金诚和亚洲信用评级协会也提供了系统性、持续性的研究服务。在此,我想从资本市场投资机遇的角度谈几点想法。

前面有领导和专家比较全面地诠释了“一带一路”的意义,自2013年以来,“一带一路”建设从无到有、由点及面,进度和成果超出预期。当前,国际经济环境依旧复杂,地缘政治风险不断加大,“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国际系统性风险的复杂性日益凸显。但是,机会永远与风险并存,发展与挑战同在。“一带一路”倡议在造福沿途各国与全球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扩大了我国资本市场投资新空间。接下来,我就想三个方面讲一讲。我的一些想法可能都是不成熟。如果讲的不对,也希望大家多包涵。

第一个方面,我就觉得这个“一带一路”,应该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大的资本市场的环境,应该有很大投资空间,今天早上ACRAA主席先生提供的“一带一路”路线图,“一带一路”的东端是全球经济发展最有活力的东亚地区,西端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而在中间连接的中亚、西亚、东南亚、南亚等广大地区则主要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为主,这些地区发展潜力很大,但是发展基础薄弱,发展要求十分迫切,发展内生动力不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欧亚之间的“经济塌陷区”。“一带一路”的倡议构想旨在通过基础设施、资源能源、投资贸易等方面的深度融合,促进沿线国家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加快构建利益共享的区域资源保障体系和产业分工体系,涵盖了能源、金融、铁路、电力、港口等多行业、宽领域的合作,

第二,PPP模式作为公共基础设施领域中一种创新的项目运作模式,能够有效降低项目的整体成本,实现更高的经济效率、时间效率,促进政府职能转换。未来“一带一路”发展的关键点就在于设施的联通,尤其是基础设施的联通。而基础设施联通的关键点又在于以PPP融资模式解决部分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资金问题。“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PPP模式在“设施联通”环节的运用将起到极大的作用。发改委领导前面已经讲过,已经推出关于“一带一路”PPP项目相关的政策。

第三点,就是跟我的工作比较相关了,我觉得可能资产证券化将架起PPP模式与资本市场的桥梁。目前在证监会的指导下,协会负责企业资产证券化备案工作,发改委和证监会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发布了《关于推进传统基础设施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资产证券化相关工作的通知》明确鼓励支持符合“一带一路”建设等的项目开展资产证券化。基金业协会作为企业资产证券化备案的重要环节,也开通了专门的资产证券化产品审核备案“绿色通道”。PPP资产证券化可以为社会资本提供退出渠道,也能够契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有效降低金融市场杠杆比率。

总而言之,我觉得“一带一路”建设可能需要政府、金融机构、社会资本还包括我们这样的行业协会来共同努力,来共同推进这样“一带一路”的发展。我们基金业协会也愿意做好这样一个桥梁,来助推咱们这个“一带一路”的发展,我就先讲到这儿。

俞春江:谢谢陈秘书长。陈秘书长刚才讲的PPP与资产证券化这方面,其实是无论从国内也好,还是国际上来讲,都是基础设施投资运作比较主要的一种方式。在PPP和资产证券化过程中,信用评级是控制风险的重要手段。如果没有PPP的评级需求,我们国别信用风险研究也少了一个很重要的应用场景,所以陈秘书长给我们讲的是非常重要的内容,感谢陈秘书长。

我们刚才讲了“一带一路”其中一个通是在资金融通,而资金融通,尤其跨境资金融通方面涉及汇率和汇兑风险,这是很重要问题,所以我想请所以我们想请褚凌川总来讲一下关于汇率的问题和货币兑换的方面的风险,这既是很现实的融资问题,也是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来源。

褚凌川:首先谢谢东方金诚给我一个机会来讲一下关于系统性风险这个话题。在讲之前,我先做一下开场白。中国保险资产管理协会是保监会下的两大行业协会之一,另外一个行业协会是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主要是做保险公司负债端这方面的行业服务方面的工作。我们中国保险资产管理协会是在2014年成立的,就是因为在近几年2012年之后,保险行业是迅速壮大,保险资金已经成为了大买方,是金融市场上一个新生的力量。因此我们这个行业协会,其实对投资是非常关注的,今天这个话题也特别契合我们行业协会主要的业务和对行业的服务宗旨。

另外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下,东方金诚是我们协会主要的信用评级机构成员之一,协会一共有10家信用评级机构的成员,他们都是具有对公募债券进行评级的评级资格,我们对10家评级机构进行年度评价,针对他们评级质量,从投资者角度评价,东方金诚在近三年的评价过程当中进步非常快,在去年应该已经跃升到前,也希望东方金诚能继续保持。其他家机构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越做越好,把我们中国评级行业推到更高水平,更客观、更公正的台阶。讲完开场白,想换轻松话题,尽量在很短的时间内跟大家讲清楚汇率怎么影响“一带一路”国家的。

其实我想讲这样一个小故事,因为我在国外生活过很久。大概15年前吧,我拿到了奖学金到美国读MBA,当时我记得人民币的汇率是1比8。当时我们一般复印课本,但我发现有一位从广东潮州来的同学是买新课本的,还到这边买了一辆车带着他的妻子和孩子一起过来陪读。我们当时觉得这样一个同学非常神奇。聊的过程中熟悉了,了解到这位同学发家史在非洲,在非洲当地做了很多年,积累了一些财富。

那么非洲这样一个国家,这么穷的国家怎么积累到财富。我们都非常的好奇。他非常自豪跟我们讲,其实在那边做生意是非常容易的,因为我们运过去的所有货品都一抢而光,但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也很苦恼,我说为什么呢?因为货架上的价签多的时候一天更换十几次,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国家的货币通货膨胀很厉害,每天都要往银行跑十几次,通货膨胀对他们收益影响非常大的。

汇率是投资市场上研究比较多的主要投资风险之一,我们听着觉得汇率风险是比较成熟的,有研究框架。但其实我们常说的汇率风险是人民币对美元的风险,或者是人民币对我们一揽子货币的风险,如果投资不是用欧元、美元或者一揽子货币等主要货币,也不是比较熟悉的新加坡元或者澳元的时候,汇率风险就来了。

那我们在衡量和分析这些风险时候,会用到三个框架:

首先是对手方国家货币的发行量,就是它的超发量,或者它的通货膨胀的水平。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特点,如某个国家的资源比较匮乏,它有需要大量的货币的情形通常有三个,分别是人口、战争或者饥荒,比如大家可以观测到需要打仗的国家,他们对于货币的需求量非常大的,如果他们有货币印发权的话,货币量必然超发,所以通货膨胀很厉害。

第二个要看对手国家的对外贸易水平。如果是在正常的情况下,某个国家的对外贸易水平对汇率风险的影响很大。因为对外贸易通常是拿本国的货币结算的,所以对货物的需求会转化成对这个国家货币的一个需求。在这点上,其实有一个非常小的例子,就是大家在看中国的对外贸易水平时候,可能会算到我们总的进口量,总的出口量大概是多少,折合美元是多少,但是其中有一部分的统计数据是比较具有误导性的。如果从我们的汇率风险来看,人民币对使用美元国家,或者使用一揽子货币国家的贸易量决定了人民币升值还是贬值的趋势。但对于“一带一路”国家,用的不是这种美元或一揽子货币,而是他们本国的货币,而且他们在用这些货币的时候,其实也不是真正的用自己国家的,而是用国际货币储备支持的本国货币跟我们做交换,并且他们可能是需要向中国举债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对人民币汇率并不是一个升值的拉动。这是我们之前研究时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要看对手国家的国际储备情况。如果某种货币可以作为一种财富的储备,像美元像欧元之类的,可能会有投资性需求,所以当美元利率升值的时候,美元会跟着走强。慢慢的人民币可能也有这种特质了,因为我们也正在引入各种各样的国际储备,在美元储备下降的情况下央行在主导黄金储备向国内集中,这是对我们人民币货币的支持。所以借鉴到“一带一路”国家,要看这个国家的货币汇率风险有多高,也可以看这个国家的国际货币储备量有多大。此外,黄金也是一种准货币,最近的伊斯兰国家,对黄金的储备和消费也有一些新的动态,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情况。

所以总的来说,汇率风险其实看这个国家是不是最后能用它的国家的资源和货币还了它所举的外债,这是需要纳入框架并且进行分析的很重要因素。我们协会也是希望能够为我们的会员,包括中信保和东方金诚能够创造更好的环境来研究这个问题。谢谢。

俞春江:我们谢谢褚总,褚总跟我们分享了一个关于汇率风险的精彩故事。在做主权评级的过程中,考虑汇率和汇兑转移风险是我们很重要的方面。甚至有些国际上的评级机构,会单独把这个风险做一个评级。东方金诚对汇率和汇兑风险的考量是在国际收支和外汇储备这个评级维度系统性的考虑货币稳定和汇率波动这趋势,此外我们也是每周每月会随时跟踪主要的货币市场并分析汇率方面的动态变化。对每个国家评级的时候,也会看一下跟中国有没有货币互换方面的安排等等。此外,还要再感谢一下我们保险资管协会对我们的认可,对我们认可是我们巨大的荣光,希望在保险资管协会框架下,更多参与保险资管协会研究课题,包括2015年时候参加过保险资金如何参与“一带一路”这个方面的一些研究课题。

还有大概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可能没有办法安排现场的提问。我就直接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个问题。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我们现在其实也成立了很多的关于“一带一路”相关的基金,包括比如说丝路基金,中非基金等等,甚至是我之前也注意到中信银行自己也发起成立了一个关于“一带一路”方面的基金。所以我想请问陈秘书长,这块能不能谈谈关于“一带一路”类的基金在推动“一带一路”方面的机会。

陈春艳:我觉得虽然我们是基金业协会,但是我们在基金登记的时候,我们主要还是以国内,那你刚才说的境外“一带一路”有什么要求和条件,在这儿我不太方便说一下。现在有一个共识,确实基金是最好的一个运作方式,它不管是什么样的基金,筹集资金后放在托管人这里托管,通过专业化的运作能够起到一个分散风险的作用,我觉得无论哪种方式的基金,都能够起到它很好的一种作用。但是关于基金它的类型、类别,至于说你这个在国外它的这种跟“一带一路”相关的基金,我觉得它可能有很多相似之处,其他的不再多说。谢谢。

俞春江:我们现在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大家都饿了,所以也就不再安排其他问题了。我想总体上来讲我们“一带一路”这个倡议是美好的,但是区域特征其实也是相当复杂的,所以需要有充足的风险管理能力才能真正走出去,对国别风险动态掌握是风险管理组成部分,我们要推动对区域风险特征和国别方面量化的分析,动态预警是我们未来的方向。我们未来努力的方向都是为我们基金和保险资产等等的投资者服务的,你们的认可是我们的动力,谢谢大家。受大会主持人的委托,上午的这个会议议程环节就结束了,下面有一个小时的午休,我们下午1:40见,谢谢大家。

 


讨论会现场。

Mr.SantiagoF.Dumlao,Jr.:现在我们想请Ms.Grace Lee作为主持人,主持这一场的讨论。

Ms.Grace Lee: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中华信评公司的董事长兼执行长,今天非常高兴有这样机会来主持这场讨论会。我想接下来这个时间非常的宝贵,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位神秘嘉宾,他没有出现在我们的会议手册上面,但绝对是给我们带来的惊喜。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来自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的徐良堆副总,请大家给他一个热烈的掌声。我们的徐总,他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扮演一个创立者跟建设者的角色,同时是我们中国债券市场交易后处理领域的最资深,也是最著名专家之一。他今天要给我们带来差不多10分钟左右的一个专题演讲,他的讲题是“建立杠杆控制机制,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那我想接下来时间我就交给我们的徐总,大家再给他一个热烈掌声,谢谢。

徐良堆:各位专家,刚才李董事长过奖了,没有那么资深,只是一个债券市场的从业者、见证者而已。今天这个会主要是研讨系统性风险的,所以我想到这个题目。我回忆起我们中国的金融市场,历史上发生的一些可以称的上是系统性风险的几个事件。从这里面我们能够总结出一些脉络以及教训,我们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避免这样系统性风险的发生,或者降低它发生的概率,做一些思考。

债券市场三次系统性风险回顾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有债券市场以来,按照我的记忆,称上系统性风险的,或者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应该有三次。可以从现在往前回溯,最近发生的一次,大家比较有印象的就是国海事件了。去年12月14号、15号爆出国海证券通过其他金融机构代持的债券发生赎回违约,总额达200亿,浮亏巨大。这次事件并非孤案,除了在国海代持债券赎回违约外,当时市场上发生了比较大数量的债券回购到期违约,有些货币市场基金遭到比较集中的挤兑(提前赎回),市场一片恐慌。如果说没有12月16号央行紧急向市场投放近4000亿的流动性,最后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这是难以估量的。在这个之前,2013年有过两次的钱荒,一个是6月份,一个12月份,这两次的钱荒,应该说是这次事件的一次预警。

我们往回追溯,是2003年到2005年,发生的交易所债券市场回购违约风波。最早2003年从汉唐证券最先爆发回购到期违约,26.9亿元回购资金无法偿还,汉唐证券也因此被关闭。从2003年到2005年间,很多证券公司涉及其中,问题比较严重的如富友证券(39亿元)、爱建证券(20亿元)、大连证券、鞍山证券、大鹏证券、新华证券、佳木斯证券、珠海证券、云南证券等都因回购违约亏损严重被关闭,南方证券、华夏证券等这些国字头的证券公司重组和关闭,基本上都是回购引起的。上述证券公司用于回购的国债不是挪用客户的,就是从客户“借来”的。由于交易所的回购是由中证登作为中央对手方提供清算履约保障,所以所有的风险都集中在中证登,也因此几乎导致中证登证券清算资金链的断裂。最后由央行出面为中证登提供国债质押再贷款解决证券交易资金清算连续性问题。

再往回追溯,1993年到1995年,也是债券回购风波,这个主要是发生在三个交易系统:北京STAQ系统、天津交易中心、武汉交易中心。那时中国债券市场刚刚起步,还没有一个统一中央托管机构,各个交易中心自己办理托管和结算。为了争得市场份额,吸引更多的金融机构参与,各个交易中心在托管上面做文章。从开始的100%托管入库比例,各中心竞相降低,50%,20%,10%,最后什么都不要了,变成了纯粹的信用拆解。终于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金融三角债,人民银行下令关闭。最后结果是什么呢?全国信托公司全军覆没。

我们回顾这三个事件,大家可以看到正好是10年左右一个周期,1993年到1995年,2003年到2005年,2013年到现在2015年、2016年。这样的风险是不是可以避免呢?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三个事件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相同点就是说都是杠杆,就是为了追求巨大的利益杠杆加风险投资。另外一个是逃避监管,逃避内审。不同点是什么呢?主要是手法不同了,越到后面越隐蔽,越高超。第二个不同点,就是监管部门的应对不同,后续的处理不一样,1993年到1995年把市场关闭,2003年到2005年把风险较高证券公司直接关闭,有些则予以了适当的救助,如批准其发行债券以度过难关;现在2013年到2016年,面临系统性风险可能爆发的时候,我们监管部门果断出手救助。

如何避免系统性风险的发生

如何避免系统性风险的发生,降低这种概率?我觉得建立一个好的履约保障机制是一个可以防范或者降低风险的一个很好的手段。金融市场任何信用交易,我们都要建立一个履约保障,这个履约保障应该是超额的,这样可以控制杠杆的概率,避免泡沫过分的膨胀。

第二点应该建立一个好的内审制度和统一的监管。还有就是像我们的回购,为什么说交易所市场的回购现在正在不断的进行改革,优化和完善。因为交易所回购是由中央对手方提供结算履约保证,风险最后都集中在中央对手方,但是中央对手方也有撑不下去的时候,2003年2005年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最后由央行提供流动性支持度过危机。在这方面,我们中央结算公司,经过几年的努力,打造了一个担保管理服务系统。在金融市场,无论是系统性还是投资者个体,担保品是一个很好的风险管理工具。国债和利率债,是天然的优质的担保品,无论是收益性、流动性、变现性,都是最优的。把这个工具用好了,从机构个体来说,可以很好的建立一个风险的防火墙,而对于整个金融体系来说,因为有了很好的市场履约保障机制,能够大大降低这个杠杆率,避免或者说至少是降低这个系统性风险发生的这个概率。这是我的主要一些思考,谢谢大家。

Ms.Grace Lee:非常谢谢我们的徐总为我们带来蛮精辟的演说,听完了徐总演说之后,我现在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一场来了这么多国内的朋友,将近有200多人。最主要是因为中国债券市场发生过刚刚我们徐总讲的三次系统性风险,所以很多的市场参与者都经历过这样的系统性风险,所以说我们这一场这个研讨会非常重要性。那我们今天的两位主讲者都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这个系统性的风险,我想我们的曾行长从比较微观的角度,我们的徐总今天带来是他真正亲身经历来跟大家分享系统性风险。

其实跟我们今天早晨所讲的不管是1997年也好,或者是2008年也好,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说会发生这个系统性风险最主要一个原因就是高杠杆造成的。还有一个就是说刚刚徐总也讲到,可能要逃避这个监管。为什么要逃避监管,这个因为监管会造成很多的成本,当然还有就是说这个大家有时候要去钻研一些我们所谓的灰色地带,所以导致整个的市场性的风险会提高,最后当然就导致系统性的风险。我想就是说因为这个其实系统性风险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来探讨,今天早晨是从一个宏观面的探讨,下午则是从相对微观面来探讨,所以我想说今天这样的机会是非常的难得。所以我把想这个时间开放给我们国内的这么多的市场参与者,大家可以踊跃来发言,来发问,可以用中文也好,英文发问也可以。我们亚洲信评协会的同事们,你们辛苦一点,可以戴上耳机,可以用英文来发言。不晓得我们现场有没有哪一位朋友有问题,可以请教一下现场的两位专家。或者现场的朋友可以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您对于系统性风险的一些看法,或者是说您个人有一些什么样的体会。

提问:各位嘉宾好,我问曾总一个问题,保函的系统性风险是什么,然后就是人工智能,对人工智能我觉得目前大家对它的风险认识不足,它的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怎么定义,如果是非系统风险我们怎么去防范它,谢谢曾总。

曾峻:谢谢这位同事问的这样两个问题。讲到保函的风险控制,首先对它的规则要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到底遵循什么规则,遵循458,还是600,所以说不管怎么样讲,必须对这个保函遵循的规则有一个清晰的理解,这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必须有专业性。说一千道一万还是看事情本身,贸易也好,工程项目也好,如果这个项目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很多东西都只是附着物,如果这个事情本身出了问题,不论穿什么样的外衣,最终问题还是要爆发。怎么样规避系统性风险,我是觉得在整个领域的时候,项目合不合适,业主合不合适是最重要的,这是我的一些理解。

刚才讲到过这样一个问题,到底讲到了人工智能这一块,真的超出了我的知识边界,我只是觉得有一种可能性,而且明显的感觉到了这种可能性,正在给我们带来挑战和压迫。但是具体的,我觉得我并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所以我没有办法给出一个答案。但是我在想,遇到这样的问题可能要找真正的专家,因为这个市场上面专家太多,我在觉得怎么样去对比风险,也是要做尽职调查,知道这个领域谁是专家,从而给你一个答案。这是我的想法,谢谢。

Ms.Grace Lee:现场还有一位朋友。

提问: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问徐总,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很多评级之所以有风险,或者是披露不及时,可能由于信息对称的不完整,或者是没有得到及时的相关的信息。中债登作为债券市场基础设施做了很多工作,包括处理三次事件过程中也积累了很多经验,徐总是否能详细讲讲对信用评级机构的建议。第二个问题我想问一下亚评协的秘书长,这两天的会议,我觉得取得很多共识性的成果,跨界、开放、包容、互认,我觉得作为咱们亚评协的机构,真正要走出去,做大做强,互相合作,可能是很好的路径,那我想请问秘书长在今后从亚评协角度需要进一步做哪些工作,谢谢。

徐良堆:谢谢刘总的问题,刚才我简单的介绍了我们在系统性风险方面的事情。这是两个方面,二级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和一级市场的信用风险。谈到债券的信用问题,就是评级,随着新技术发展,一方面带来了我们企业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金融业本身各项技术也在不断的提高。所以我们有些思路方法,可以采取我们现在新的技术提高信用风险预警能力。

现在中国也出现了几十单的债券信用风险。那么如何去尽早的预警,对我们传统的信用跟踪评级提出了一个严重的挑战。当我们跟踪评级发现问题时,可能他的风险早就已经发生了。那么什么样的技术可以帮助我们尽早的预见风险?风险可能无法预防,但是可以尽可能早预见。现在我们比较流行的叫大数据技术,通过一些公司种行为的分析来提前预判到他出现某些方面的问题。所以用大数据这样的一个技术,能够比传统的信用评级跟踪能够提前发现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从这几年的情况来看,有一些大数据的提供商,实际上已经在做这方面的努力,所以我们传统的信用评级机构也要与时俱进。如果不运用好或者是放弃的话,那么可能在我们今后的信用体系建设中会失去应有的作用。谢谢。

Ms.Grace Lee:针对第二个问题,留待等一下,因为秘书长也会有一个讨论会的时间,我想那个时间再请他来回答。我觉得时间蛮宝贵的,问一下我们现场,这边还有一位朋友,麻烦您提问。

提问:两个问题,我想问的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问一下徐总,刚刚说到了咱们中国的三次系统性风险,那最近一行三会对“三套利”的检查,包括不断创新的文件,我想能不能请您给我们解读一下目前是不是又是一次系统性风险触发的前夜,怎么样看待这种形势状态。

第二个问题想请教曾行长,因为您有25年海外经验,实际上内外评级公司对企业的风险评级的角度差异还是蛮大的,基于您的经验能不能给我们点评一下境内外对企业评级,或者对金融机构评级的一些侧重点,谢谢。

徐良堆:谢谢您的问题,我们去评判历史很容易,但分析当下确实是比较敏感的一个问题。去年发生的国海事件实际上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如果我们放任这样的杠杆不断扩大下去,迟早发生系统性风险的。监管部门及时投放流动性暂时解决问题。但杠杆依然存在,所以紧接着,我们的各个监管部门,一行三会出台了一系列的去杠杆的监管措施。我想在这样一个多管齐下的监管下,金融市场中的杠杆和风险应该会得到很好的控制。

从目前来看,应该说已经见到了很好的效果。作为一个投资者,在市场当中做这些业务的金融机构,可能会经历一个比较痛苦的阶段,但是从长远来看,我觉得只要不发生大的系统性风险,能够及时的控制住预防好,对整个的中国金融市场乃至我们中国的经济是有好处的,有利于长远的健康发展。对于我们金融基础设施来说,配合监管部门,合力采取这些统一的、有步骤的、有协调的监管,有信心见到系统性风险不至于爆发。谢谢。

曾峻:我也尝试着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尽管在那么多专家面前我来回答这个问题的话还是在班门弄斧了。因为在海外工作很多年了,我的感觉是要理解和尊重文化,所有这样事情发生的话,上午王青博士讲到过国内评级和境外的评级,特别是“三大”之间的区别。我想任何一个事情都有原委,我们需要做的是尊重历史,弄清楚原因是什么,不是看到这个结果评判它好还是不好。在这个里面没有好和不好的区别,在这个里面怎么来的,把怎么来的弄清楚答案就在这里,谢谢。

Ms.Grace Lee: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我现场我们再开放一个问题,不晓得有没有哪位现场的朋友们有问题要提问。有位女士。

提问:谢谢这次大会给我这次机会来问一个问题,我现在是名博士学生,我现在特别关注的问题,如果我们现在想要出台一个系统性风险的指标,或者是我想给出金融风险的压力指数,那徐总您觉得这个指标它应该具备一个什么样的特质才能说它是对的,它能够正确预测出系统性风险的走势。因为我们现在的想法是只能从中国的历史数据来看,到底我这个曲线能不能反映出历史,就像您说的,比如说出现三次系统性风险的时候,我这个指标有没有清晰的刻画出他们的走势。所以我想说除了从历史数据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能够去佐证,或者说明我们这个指标是可靠的,谢谢您。

徐良堆:这个问题技术性很强,从我的个人思考来看,系统性的风险,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是一个逐步累积的过程,在利率走势不变的情况下面不太会显现出来。但是一旦我们的利率走势发生了变化,或者我们经济发展发生了变化,原来累积的风险就会爆发。那么如何来降低这样的概率,还是重复我前面的一些想法,一个就是要预防,要在监管上面预防,二是在我们做金融交易时候,从我们个体开始建立一个风险履约机制,不管我做什么交易,都能够让对方有一个很好的履约保障。

从系统性来看,作为目前新技术时代,这个大数据很重要。所以无论是一行三会,还是我们的基础设施,把数据搞清楚非常关键。现在的技术条件下是可以实现的。有关监管部门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就是建设交易数据报告库的问题。具体的指标不好定,但是如果有了这个大数据为基础,有了我们在日常交易一种好的、可靠的履约保障,就能防患于未然。谢谢。

Ms.Grace Lee:最后请我们徐总跟曾行长做一个简单总结。

徐良堆:从过去的经验和教训中来看,防范系统性风险最重要的是,微观层面每一个投资者树立一个无论是在经济膨胀的时候还是萎缩的时候的风险意识;宏观角度,加强新技术的应用,把大数据技术应用到监管里中去,是防范和预警系统性风险的有效手段。

曾峻:谢谢最后这一分钟的机会,其实我刚才已经讲了,我觉得面对系统性风险,我们逃是逃不掉的,躲也躲不开。怎么办呢?还是从自律和留有余地,如果任何时期能够自律,能够留有余地,将来总有转换的空间,谢谢。

Ms.Grace Lee:谢谢两位专家,也谢谢我们现场的嘉宾。我想系统性风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我觉得很高兴今天我们今天是一个好的开始,来探讨这个议题,这件事情我觉得值得继续的深入探讨,也希望有这样的机会能够提高大家对于系统性风险的一个风险意识,这个议题要持续进行,我想现在只是一个开始而已,我们接下来还有很多精彩的演说,大家可以期待,今天谢谢大家的时间,麻烦大家是不是给我们现场的徐总跟曾行长再一次热烈掌声,谢谢大家。

 

印度评级公司(CARE)总经理兼CEO
Mr . Rajesh Mokashi在讨论会中发言。

Mr.Rajesh Mokashi:各位下午好,我认为Mr.Satoshi Nakagawa先生做了非常好的演讲,我认为系统性风险是需要我们注意的。系统风险是信用评级机构做评级的时候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我们对2008年美国的情况进行分析的话,我们能够看到这种风险是存在的,应该提出预警了。当然了,我们从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所经历的危机过程中也可以吸取一些教训。比如,如果房地产市场过热的话,过段时间肯定会产生比较严重的后果。我们在做评级的时候发现,如果一个国家经济特别繁荣,很多外资流入,这就应该提出预警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实体经济到底出现了什么情况,要识别出经济发展当中、金融体系当中所出现的信号,了解这种脆弱性在哪,这些脆弱性应该怎么样来预防?如果这种脆弱性存在的话,出现了一些触发因素就会导致危机的发生。

保持国家的金融体系稳定是政府的责任,政府要采取措施防止这些不稳定的情况或者是这种脆弱性积聚过多。我们以印度为例,有时候我们不喜欢政府介入过多,但是如果政府不采取措施,某一个金融系统或某一个领域发生了震荡就可能对整个国家经济产生影响。再比如,如果是一个国家的利率上升的话,资金会从一个国家快速的流入到另一个国家从而产生问题,这也是一种系统性风险。比方说泰国,泰国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因为政府采取的措施不当,导致了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如果一个国家它的经济波动性、金融波动性比较大的话,对这个国家、对其他国家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机制,来防范这样的风险。

所以我认为即便能够预见到这些情况,发现了这些不同的脆弱性在不断的积聚,但是有时候可能你没办法采取措施。我认为我们应该建立一些方法适合本土信用评级的分析方法,考虑到国家宏观层面、偿债能力变化;在企业方面,也要对公司的债务进行控制,保证企业能够有足够的能力去还债。所以我们要在评级的时候,考虑一下企业应该怎么样发展,国家是朝着哪个方向发展。我认为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研究的话题。关于这个问题有谁有什么问题要问,或者有什么评论吗?

金永授:上午王永利总裁曾经谈到过中国的系统性风险里面,房地产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目前中国就房地产市场也在加强调控。我想问一下Mr. Satoshi Nakagawa先生,日本曾经在90年代发生了房价大跌,造成了经济20年衰退,当时日本的城镇化率还是比较高的,包括人均收入。而中国目前这个城镇化率还是相对较低,人均收入也较低,这种情况下,很多人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跟日本是不一样的,中国的房地产风险应该说跟日本比是有很大差别的,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还是风险可控的。我不知道Mr. Satoshi Nakagawa先生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Mr. Satoshi Nakagawa:非常感谢你提的这个问题。日本也是经历了这样严重的房价暴跌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我的一个同事当时买了一个公寓,在东京郊区,他从银行贷款买的。这次房价暴跌后他即使把房子卖掉了也无法偿还,但是他不断努力的工作最终他还是还清了贷款。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有这么大的债务,所以不得不妥协生活的质量,生活质量受到了影响。在公司部门,他们也有很大的债务,他们要降低债务、改善资产负债表,恢复过来然后要进行新的投资。根据我们90年代的经验,这个负债表如果受到了破坏,比如说受到房价的破坏,会经历缓慢的经济增长。在中国你们还在以6%、7%的速度发展,一旦这个房价暴跌崩盘,公司还有房地产等这些部门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经济增长也会受到影响。所以非常重要的是要很好的管控房价,否则就不会有很好的经济增长,所以这是一方面的教训。

提问:我也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关于房地产这方面您说这价格下跌了,关键是在房价下降之前有没有这些信号。另外一个问题,根据你们的经验,信用评级应该考虑潜在的风险和环境,这些都应该考虑进去。但如果有这些信息缺失,那么宏观经济分析也会受到影响,信用评级又是如何来协助我们其他行业,你怎么看待呢。

Mr. Satoshi Nakagawa:非常感谢你提出这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哪一个是更准确的信号,比如说是价格上涨呢,还是下跌。我觉得价格上涨和暴跌都要看。上涨的时候还要看一下基本面,比如说名义GDP可能10%,房价上涨比如说30%的话是有很大的差异,这样来看脆弱性是很大的,是系统的脆弱性;但是价格下降也给了我们一个信号,如果下降的太大了,压力是非常大的,对银行、公司和居民来说都是这样的。两个都是很重要的。

第二个问题,比如说缺失微观数据的话。我们知道不可能收集所有数据,公司层面所有数据是很难获取的。但是我们可以这样做:我们看一看大的公司,比如说头十名大公司的数据,一些有代表性的公司,在一些国家有代表性的公司的情况。如果数据缺失的话或者是不充足的话,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一些总的趋势,这是最好的预测和估算。

Mr. Rajesh Mokashi:如果没有数据的话,你可以做预测。在评级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些公司可能不告诉我们事实,但是我们要有这个预测能力。

Mr. Satoshi Nakagawa:另外如果你确实没有数据,在一些国家,在低收入国家,就是没有数据,根本就没有数据,所以我们不能给他们做评级。

Mr. Rajesh Mokashi:非常感谢。

Mr. Santiago F. Dumlao,Jr.:非常感谢Mr. Rajesh Mokashi和Mr. Satoshi Nakagawa。还有一个问题我也想问,我们都知道系统性风险会影响到我们每个人,应该是谁来负责来预警可能会发生的系统性风险呢?刚才我们专家说了,可能是评级机构应该发出预警,我觉得评级机构是最适合提出这样的预警的。那么评级机构是不是在发挥着他们的作用呢?另外一个问题,谁来负责控制系统性风险,我们今天请到了发言人曾峻先生就国际金融业务中系统性风险的控制措施、汇率与政策分析进行演讲。

 

亚洲信用评级协会(ACRAA) 秘书长
Mr . Santiago F . Dumlao, Jr .在讨论会中发言。

Mr. Santiago F.Dumlao,Jr.:谢谢Mr. Yo Kikuchi先生,Mr.Yo Kikuchi先生做出非常认真的分析能够让我的思考更加全面。接下来我从您的结论当中觉得我们应该举办另外一个系统性风险的研讨会,把一个像系统性风险这样复杂的定义给它简化,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系统性风险。我想请Ms.Grace Lee女士、Mr.Yo Kikuchi先生和Mr.Satoshi Nakagawa先生上来,如果在座各位有问题的话可以问。我看到有人已经举手了,有没有人可以把麦克风递给他。

提问:如果可以的话我有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都是问给Mr.Yo Kikuchi先生的。您实际上是做的日本本土的信用评级,我想问的你们的信用评级结果是不是和您的业务伙伴共享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您在做信用评级的时候,什么样具体的因素需要考虑和三大评级机构选取不一样的方法进行处理?第三个问题,作为一个开发性的金融机构,您觉得反全球化对跨境交易或者跨境业务有没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呢,谢谢。

Mr.Yo Kikuchi:非常感谢您向我提问。这三个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而且回答起来并不容易。我回答您的第一个问题。我们的信用评级结果不和JBIC以外的任何机构进行分享。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的方法和三大评级机构之间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处理方法。我们看到的数据是一样的,但是可能每个要素的权重可能不一样,比方说,我们认为一个非常关键的要素是政府的债务。在有些国家,即便他们的债务水平很低,我们认为风险也是很高的。我认为有这样的概念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有时候我认为有些要素不好,或者政府所执行的政策并不是很好,即使政府的债务水平并不高,我们给的级别也不高。有的时候像有的国家债务占到GDP的70%、80%,日本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日本的债务是GDP的两倍,但是我认为日本发生风险的可能性并不大,所以这是我们作为评级机构的观点。

第三是反全球化对跨境业务的影响。就像我的幻灯片当中所显示的那样,我们要看一些定量信用评级、我们所使用的数据,我们要从政府的角度来进行评估。在定量模型当中,有一些反全球化的观点,所以我们要把这些放进去,在这方面,这样的话通过我们的模型能够对信用评级做出比较公正的评级结果。

Mr.SantiagoF.Dumlao,Jr.:那儿有一位女士,能不能把麦克风给她。

提问:我是来自国家开发银行。我的问题是我们未来在整个亚洲地区,会不会出现一个像标普、穆迪那样的评级机构,如果这样评级机构产生的话,应该怎么样建立自己的一个公信力。

Mr.SantiagoF.Dumlao,Jr.:事实上我们一直朝着这样一个方向发展,要稳固我们现有的这些评级机构在市场中的作用,亚评协已经16年了,现在我们有29个会员,将近有30个会员了,有14个国家或地区,所以像世界性信用评级机构一样,我们也有能力这样做,我们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在6月份,我们有一个和欧洲评级协会的联席会议将共同推动努力,制定一些策略和框架,提出一些评级的框架,我们要不断完善我们自己,所以我想像今天这样的场合,东方金诚跟我们一起开展这样的活动,通过这样的活动我们也一定能够实现我们的梦想。谢谢。还有别的问题吗?

提问:我想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关于法规方面,一些发达国家怎么样来实施这些规定呢?如果是新型市场面临这些实际问题,所在国政府应该怎么做,谢谢。

Mr.NaritakaAkamatsu:谢谢您的问题,这是另外一个比较难以回答的问题。我们所见到的国际社会当中,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到的政府,当金融危机影响到了金融体系的时候,金融体系变的飘摇的时候,政府都需要支持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就像巴塞尔协议当中的要求那样,政府在一开始要考虑非常安全和流动的资产,政府鼓励银行购买政府资产的。因为政府和银行之间的这种关系是在增长的。所以我们脑子里有了这样的理解,我们要想如何让政府能够支持我们的经济增长,通过银行体系来支持,或者提供更多的信贷和更多的资金,让银行能够继续支持经济当中的对信贷的需求。我想说的是在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当中,这样的需求是合理的,但是如果是在一个实体经济当中出现了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话,那么我们首先要进行诊断。要有一些支持,在政府银行之间有这样的支持。

所以我希望我回答了您的问题,我认为政府和银行之间的联系在国际金融稳定委员会当中也有这样的担心,我希望能有人能够关注这方面的事情。

提问:我的问题是规定过度的话是否会对金融界产生影响。

Mr.NaritakaAkamatsu:规定过度的话,会导致巴塞尔协会排斥巴塞尔协议,因为巴塞尔协议就是对金融行业进行的规定。实际上同样的争论,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就出现了,IMF认为这些受到危机打击的国家应该削减支出,银行应该采取审慎的措施等。但我认为在当时这么做的话,是不符合IMF政策的,所以我们从这当中会吸取一些教训。

即便是像日本这样的经济体,二、三十年前他们的经济增长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在当时金融监管机构能够实施两个严格的监管、严格的规章制度的话,那么应该是会非常有效的。当时的日本监管机构,他们做出了正确的监管,但是导致问题的是错误的方向,日本当时是存在着明显的泡沫,资产被高估了,而且增长过快,当时应该出台审慎的政策防止货币的过度供应。但是如果政府这么做了,会产生了一些相反的结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希望货币管理机构能够和金融管理机构进行非常有效的沟通。

Mr.Santiago F.Dumlao,Jr.:谢谢Mr.Yo Kikuchi先生,谢谢Mr.Naritaka Akamatsu先生,接下来我要请我的同行Ms.Grace Lee女士对今天的研讨会做最后的总结性评论,她将用她非常美的中文来做总结。

Ms.Grace Lee:现场各位嘉宾,非常感谢你们还撑到现在,辛苦了。今天是一个非常精彩的论坛,我想我们每一位演讲嘉宾都花很多时间来准备他们的材料,我想我在这边也不一一重复他们所讲的,我想最后要针对系统性风险来做一个总结。

第一个,我想我们大家都生活在这个地球村,因为全球化还有整个互相关联性跟整个相互依赖性的关系,所以系统性风险对我们大家来讲是越来越重要,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议题。

第二个,到底系统性风险是什么呢,我想我们今天应该要对这个系统性风险做一个定义,我想系统性风险它是一种会破坏整个金融体系正常运作的风险,主要因素在于系统内的互相关联性与互相依赖度所造成的系统风险外溢导致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个会进而对整个实体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系统性风险必须具有两个重要因素,第一个我们所处的这个金融体系是在一个比较脆弱的情况之下,第二个就是说你要有一个触发条件,触发事件诱发系统性风险的产生。

第三个,系统性风险它是无法预估的,它也没有办法去做避险,但是整个金融体系中的所有成员,可以通过稳定金融体系来降低所谓系统性的风险,建立一个强健的金融体系。那如何做呢,可以从四个大方向来做。第一个是从总体经济的政策制度来着手,这里面包括了货币政策,还有财政政策,以及保护金融消费的金融措施。第二个,我们必须要制定宏观及微观的审慎政策,这个里面包括了像巴塞尔协定里面的相关规定,如何来降低相互关联性,以及强化资本与流动性的缓冲能力。第三个,是从强制性跟监管的角度来看,包括积极的有效监管,以及提高市场的纪律。第四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如何加强国际性的合作。我想这些国际性的组织,包括IEMF,还有BIS,当然我们今天所参与的亚洲信用评级协会,也参与其中,都是我们可以促进国际性合作的重要一环。

第四项,我想因为今天我们在中国,那也回应讲者里面所提到的中国整个经济成长的非常快速,那虽然说在强健体制之下,大家觉得没有太大问题。不过我们还是要提醒现在中国面临的三大风险,也可能会导致系统性的风险。这三大风险第一个就是债务风险,第二个就是房地产风险,第三个就是大规模的资金外溢风险,这个要提醒大家,我们要有居安思危的观念,不要认为世界永远都是美好的。

最后一个,我想蛮重要就是我们今天的议题是由亚洲信用评级协会还有东方金诚评级公司来共同主办的。在此我想提醒大家,大家可以善用信评的资源,利用各种信用评级公司所出的信用评级风险相关报告来提高我们对风险的意识,今天很多专家都讲到了信用评级机构在预警系统性风险中的作用,东方金诚也发布了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区域主权信用报告。信用评级报告不是唯一的一个依据,但是它绝对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一份报告。如果我们持续关注信用评级公司所发布的各项报告,我想有助于大家对于防范各项风险的产生。

以上就是我简短的做总结,我想接下来邀请我们的东方金诚的董事长罗光到台上来,跟大家说几句话,做个总结,我们欢迎罗董事长。

罗光:首先,作为本次会议的联合主办方,我代表东方金诚感谢亚洲信用评级协会,感谢主席、秘书长和理事会全体成员。他们给了东方金诚这样的一个机会,使我们能把这样一个比较新颖的、富有吸引力的、内容丰富的一个国际研讨会带到中国,带到了北京。本次会议一方面使各国信用评级机构的代表能够对中国整个经济的情况有一个比较深的了解;另一方面也使我们参会国内各界来宾加深了对系统性风险的认识。这样的一个会议,对我们的双方都有巨大的帮助,它的效果和影响力不言而喻。

其次我想感谢今天从上午到下午各位演讲嘉宾,他们跟我们分享了理念、观点还有知识。他们的演讲提升了我们的智慧,会给我们的职业生涯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最后我想感谢参加会议的各位来宾,今天参加会议的来宾,大部分都来自国内各个行业的精英企业,参会的代表也是精英的人群,这样的一个结构使我们这样的一个会的效果更加明显。

借这个机会,我再一次感谢各位参会的嘉宾,在过去这么多年一直对我们东方金诚给予的支持,同时我也期望在未来我们共同拓展业务,在防范今天讨论的系统性风险的同时,我们共同去度过未来可能出现的难关,共同创造我们辉煌的未来,谢谢大家。最后我们请出亚评协的主席做会议最后的总结。

Mr.SantiagoF.Dumlao,Jr.:结束之前最后一项活动,请主席和理事会成员,请亚评协所有成员到台上来。我非常荣幸的能够进行颁奖,感谢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感谢罗光董事长,感谢他共同组织、共同主持了亚评协2016到2017年的峰会和系统性风险国际研讨会。这是亚评协理事会向罗光董事长颁发的奖项,有全体理事的签字,我能不能请主席先生来颁发这个奖项。谢谢各位,祝你们度过了美好的一天。谢谢东方金诚公司,谢谢你们让我们度过了这么美好的一天。下次会议再见,非常感谢。

 

 

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董事长罗光
结束语。
       罗光:首先,作为本次会议的联合主办方,我代表东方金诚感谢亚洲信用评级协会,感谢Mr.Faheem Ahmad主席、Mr.Santiago F.Dumlao,Jr.秘书长和理事会全体成员。他们给了东方金诚这样的一个机会,使我们能把这样一个比较新颖的、富有吸引力的、内容丰富的一个国际研讨会带到中国,带到了北京。本次会议一方面使各国信用评级机构的代表能够对中国整个经济的情况有一个比较深的了解;另一方面也使我们参会国内各界来宾加深了对系统性风险的认识。这样的一个会议,对我们的双方都有巨大的帮助,它的效果和影响力不言而喻。

       其次我想感谢今天从上午到下午各位演讲嘉宾,他们跟我们分享了理念、观点还有知识。他们的演讲提升了我们的智慧,会给我们的职业生涯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最后我想感谢参加会议的各位来宾,今天参加会议的来宾,大部分都来自国内各个行业的精英企业,参会的代表也是精英的人群,这样的一个结构使我们这样的一个会的效果更加明显。借这个机会,我再一次感谢各位参会的嘉宾,在过去这么多年一直对我们东方金诚给予的支持,同时我也期望在未来我们共同拓展业务,在防范今天讨论的系统性风险的同时,我们共同去渡过未来可能出现的难关,共同创造我们辉煌的未来,谢谢大家。最后我们请出亚评协的主席Mr.Faheem Ahmad做会议最后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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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0日,由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与亚洲信用评级协会联合主办的首届亚洲信用评级机构CEO峰会在京召开。本届峰会旨在进一步推动亚洲信用评级机构的跨境交流与合作,加快亚洲信用体系建设步伐,助力“一带一路”金融服务。[详细]

  • 推进信用体系建设成深化亚洲区域合作重点方向

    国家发改委财金司副司长陈洪宛21日在首届“亚洲信用评级机构CEO峰会暨系统性风险国际研讨会”上表示,随着亚洲各国经贸往来、资金融通的合作日益紧密,打破固有分化格局以及跨国信息不对称,构建稳定可靠、属于亚洲自己的信用体系已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详细]

  • 首届亚洲信用评级机构CEO峰会在京召开

    首届亚洲信用评级机构CEO峰会4月20日在京召开。据了解,本届峰会由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金城”)与亚洲信用评级协会联合主办,旨在进一步推动亚洲信用评级机构的跨境交流与合作,加快亚洲信用体系建设步伐,助力“一带一路”金融服务。[详细]

会议议程
首届亚洲信用评级机构CEO峰会暨系统性风险国际研讨会议程(
4月21日 
8:30-9:00 AM
参会人员签到

9:00-9:05AM
主讲嘉宾介绍
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 CEO 金永授
9:05-9:20AM
欢迎致辞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金融司 副司长 陈洪宛
国务院参事 陈全生

9:20-9:30AM
开幕致辞
亚洲信用评级协会(ACRAA) 会长 Mr. Faheem Ahmad
9:30-9:40 AM
会议概述
亚洲信用评级协会(ACRAA) 秘书长 Mr. Santiago F. Dumlao, Jr.
9:40-10:10AM
主题演讲1:“系统性风险的本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经验”
日本信用评级机构(JCR) 亚洲特别代表 Mr. Satoshi Nakagawa
10:10-10:35AM
主题演讲2:“全球化、货币脱金、记账清算与金融危机”
乐视金融 CEO 王永利
10:35-10:55 AM
讨论会1
马来西亚评级机构(MARC) CEO  Mr. Razlan Mohamed
11:15-11:40AM
主题演讲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权信用状况:东方金诚视点
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 研究发展部 副总经理 王青
11:40-12:40AM
研讨会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别特征、相关投资机会与挑战

主持人: 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 评级副总监 俞春江
讨论嘉宾:日本信用评级机构(JCR)亚洲特别代表Mr. Satoshi Nakagawa、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副秘书长陈春艳、中国国新控股有限公司外部董事刘作章、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创新发展部副总监褚凌川、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国别研究中心主任王稳等
12:40-1:40 PM
午餐、午休

1:40-1:50PM
主讲嘉宾介绍
亚洲信用评级协会(ACRAA) 秘书长 Mr. Santiago F. Dumlao, Jr.
1:50-2:20 PM
主题演讲4:信用评级在预警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中的作用
主讲嘉宾:日本信用评级机构(JCR) 亚洲特别代表 Mr. Satoshi Nakagawa

2:20-2:40PM
讨论会3
主持人:印度评级公司(CARE) 总经理兼CEO Mr. Rajesh Mokashi
2:40-3:10PM
主题演讲5:“国际金融业务中系统性风险的控制措施:汇率与政策分析”
原中国银行马尼拉分行 副行长 曾峻
3:10-3:25PM
讨论会4
主持人: 中华信用评等公司 董事长兼CEO Ms. Grace Lee
3:25-3:40PM
茶歇

3:40-4:10PM
主题演讲6:“反全球化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
国际协力银行 (JBIC)国家信用部主任 Mr. Yo Kikuchi
4:10-4:40PM
主题演讲7:“系统性风险对亚洲金融市场的威胁:当前的脆弱性;政府、监管机构和金融组织的应对准备”
亚洲开发银行(ADB) 高级顾问 Mr. Noritaka Akamatsu
4:40-5:25PM
讨论会5
主持人:亚洲信用评级协会(ACRAA) 秘书长 Mr. Santiago F. Dumlao, Jr.
5:25-5:40PM
会议总结

首届亚洲信用评级机构CEO峰会闭门会议议程(
4月20日
1:45-2:00 PM
会议签到

2:00-2:05 PM
致开幕词 
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 董事长 罗光
2:05-2:10 PM
致开幕词 
亚洲信用评级协会主席 Mr. Faheem Ahmad
第一部分
2:10-2:55 PM
亚洲信用评级协会2017-2020 年度提议及计划
新时代委员会成员 仲川聪、李美铃
2:55-3:05 PM
亚洲信用评级协会主席 Mr. Faheem Ahmad 发言

3:05-3:30 PM
讨论会

3:30-3:45 PM
茶歇

第二部分
3:45-3:50 PM
主旨演讲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徐勇力
3:50-3:55 PM
主旨演讲
中国经济信息社 党委书记、董事长、总裁、法定代表人 徐玉长
3:55-4:20 PM
主题演讲:中国债券市场国际化和监管环境概况
上海证券交易所
4:20-4:45 PM
主题演讲:建立杠杆控制的有效机制,防范系统性风险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徐良堆
4:45-4:55 PM
主题演讲:加强亚洲各国信用评级机构合作的倡议
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 董事长 罗光
4:55-5:20 PM
讨论会——主题:加强亚洲信用领域合作

5:20-5:30 PM
会议总结

实际议程以会议当日为准
编审:彭桦  责任编辑:吴丹  尹杨 美工:董丹  邮箱:product@xinhua08.com.cn